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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能源安全角度探討中國石油能源戰略

為了解決Hi stockq的問題，作者莊永清 這樣論述：

摘要 因中國國家經濟持續繁榮，對石油能源的需求大量且迅速地增加，自產的石油能源已無足夠的數量供應現階段的石油能源需求。中國，在1993年早已林列為石油能源淨進口國家名單，至2003年時更成為為全球第二大石油能源消費國；2012年12月，依據美國能源情報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及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中國的原油單月進口量已超越美國14萬桶並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家。 中國所需石油能源的供需差額持續擴大，石油能源對外依存度亦隨著提高，導致中國一直將如何填補其國家的石油能源供給缺口視為高度重要的國家戰略，因此，中國採取了「多元化」戰略

來因應：在國內層面，包含了提高國內的石油能源生產能力、提升石油能源利用效率、改變石油能源消費構成組合及建立石油能源戰略儲備等政策；在國際層面，包含了增加石油能源供給來源、石油能源外交、石油能源運輸路線確保、併購入股他國石油能源公司等策略。 雖然中國因石油能源對外依存度高、國際間油源競逐、國內能源轉化能力不佳、國內市場健全不足等負面因素，使得中國距離其設定的石油能源安全標準值仍有相當距離，但隨著中國在國際間陸續成功取得數起顯著的石油能源供給來源、跨國的運輸油氣管建設完工、加強國內頁岩油開發、落實戰略石油儲備及美國因頁岩油產量大增而減少於國際間競逐石油能源等有利環境下，中國距能源安全的目標理

論上是越來越近了。關鍵字：石油能源安全、麻六甲海峽、中國、戰略石油儲備

冷戰後中共軍事外交決策之研究-以埃里森決策理論分析之

為了解決Hi stockq的問題，作者謝琍敏 這樣論述：

冷戰結束，國際政治中兩極體系崩解，由以往美國和蘇聯兩大國家為主導的模式，轉變成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情勢，中共的戰略中心也由北方的疆界轉向東南亞海域的經營，不斷的向外拓展，「和平崛起」儼然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始終以黨領軍，以黨領政，形成「黨─政─軍─法─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統一體的黨國體制。對於軍事外交決策部分，黨中央成為最主要的決策機構，因此中共的軍事外交決策始終無法脫離黨的色彩，但有可能隨著每一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不同而有所改變，如國內學者許志嘉將中共的決策模式從毛澤東時代的「領袖主導決策模式」，慢慢發展成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的「領導集體的

決策模式」最後變成「官僚組織決策模式」，由領導者個人色彩濃厚的決策模式轉變為官僚組織的決策模式。由於中共長期對各國封閉，中共外交決策體制為外界所瞭解，直至1978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之後，外交決策機制逐漸為國外學者知悉，但仍無法一窺究竟，本論文主要藉由1971年埃里森( Graham T. Allison)所著「決策的本質 (Essence of Decision)」裡的三種外交決策模式「理性行為者決策模式─組織過程決策模式─官僚政治決策模式」，並著重於國家層次部分的「組織過程決策模式─官僚政治決策模式」來探討中共軍事外交的決策模式，藉此瞭解中共外交決策的機制、過程與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