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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範疇發展與自我轉變：妥瑞症在台灣

為了解決Mars 悟空的問題，作者詹穆彥 這樣論述：

妥瑞症的範疇及其內涵之發展轉變，與西方精神醫學史的脈絡息息相關。隨著1960-70 年代精神醫學的重大變革，該範疇逐漸從動力精神醫學典範轉換至以生物器質為主導的理解方式。伴隨著美國的病患團體網絡（美國妥瑞症協會）快速串連與擴展，妥瑞症的概念亦發生重要轉變，由早期的「罕見疾病」轉換成為一種可能具有高度盛行率的生理狀況。1990年代之後，隨著神經科學的蓬勃發展，更確立了該範疇的神經生理蘊涵。對比西方，妥瑞症在台灣是一個較為新興的疾病範疇。台灣的精神醫學專業在1980年代承接上述生物器質的脈絡，對妥瑞症進行研究及討論。隨著神經科學的爆炸性發展，相關討論在 1990年代後期逐漸轉換到以神經醫學為主導

。相關理念進入台灣的大眾意識過程相對較晚近，約在2000年之後，以神經科醫師主導的知識節點，憑藉著一套類似美國妥瑞症協會的拓展及推廣方式，藉由各種媒體與衛教活動連結到具有共同利基的醫用者（妥瑞家長及教師），並經常將醫療凝視的焦點聚集在於孩童身上。即便承接了具有穩固樣貌的醫療知識，該範疇在台灣仍有其歷史及社會過程。實際上，台灣目前主流的妥瑞症知識依然是在多元行動者互動之下共同形構的成果，不同的專業社群各依據其關懷相應發展出不同的知識內涵及實作方式，醫用者亦在知識內涵的穩固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一種特殊的妥瑞形象在我們的文化當中被共同形塑及確立出來。被該範疇所分類的人們在上述過程中受到重大的

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參與了知識形構及文化形象的形塑過程。具有妥瑞現象的人們在與醫療知識及社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挪用了其中的客觀基礎，重新形構出了一種特殊的台灣「妥瑞人」認同，重新以神經科學的內涵細緻且全面地重新架構了關於自我的各個面向，獲得一種全新的經驗自我方式。這種新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對患者具有充權的效果，不僅去除了某些既有污名及道德負擔，也賦予了這些人們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新自我」伴隨的是這些人們需要去處理一連串新議題。藉由探索他們的經驗歷程，更有助於理解「疾病範疇」與「醫用者」相互生成的動態過程。本研究尤其聚焦在目前相對比較不受醫療所注視的成年妥瑞人（一群在生命中較晚遇見妥瑞症

的人們），他們鮮明且獨特的生命經驗更有助於探索這樣的轉變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