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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之間的空間：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

為了解決a13振興券的問題，作者李怡坤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過程：（1）在1990年到2015年的「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外譯計畫如何從補助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臺灣文學，轉變成聚焦臺灣文學；（2）在2015年之後的「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外譯計畫又是如何被納入文創產業政策之中，從而變得愈發重視市場。在「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由於1970年代的外交危機，國民黨政權宣稱的統治範圍和實際統治範圍的落差被暴露，中華民國作為象徵暴力的正當壟斷者的地位出現動搖。對此，科層官僚提出文化建設的政策，試圖彌補流失的象徵資本。在這個脈絡下，權力場域的新位子得以浮現，文建會因而成立。然而，有別於學者強調文建會已

是一般的文化機關，我指出文建會仍肩負反共的期待。當時的行政院高層，為了避免法統爭議以及進行反共的文化作戰，捨棄文化部、成立「事權分散、缺乏行政權」的文建會。換句話說，政治因素仍顯著影響文建會的運作。因此，我認為早年的文建會坐落於政治場域、文化場域之間，兩個場域的行動者在此交會、互動。來自政治場域的「制度制定者」，為了塑造中華民國的道統地位，而重視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的外譯，來自文化場域、重視一般文化政策的「業務執行者－文學人員」，則重視臺灣文學的外譯。只不過，隨著臺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以及文學人員的作用，官方外譯計畫在社會空間的位置自1990年代末逐漸移向文學場域，制度制定者的影響力衰退，

書單轉而聚焦臺灣文學。到了「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由於全球化、中國崛起帶來的產業升級壓力，加上臺灣文化場域的二元結構並不穩固，行政院聚集經濟部、文建會、新聞局、教育部人員，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因此，2000年代初期的權力場域變動，開創了介於政治、經濟、文化場域之間的文創政策空間。我將聚集於此空間、負責扶持文創產業的官員稱為「文創官員」。他們因應臺灣文創產業「多樣、小型、分散」的特性，發展出「三合一邏輯」，亦即認為串聯產業鏈、扶持文化內容產業、整合相關事權三件事應同時進行。他們因此將外譯計畫從臺文館整合到Books from Taiwan平臺，又將該平臺整合到文策院，以「邊界跨越者」和

「邊界組織」的手段扶持產業。有別於「文學人員」重視純粹生產場域的文學作品，「文創官員」重視面向市場的作品以及文創產業的整體發展，「文創官員」並且希望藉由和版權經紀人合作，在國際的商業出版場域建構台灣文學的市場。

發放振興券對百貨業的影響

為了解決a13振興券的問題，作者鍾佩綺 這樣論述：

在2019年底時，全球突然出現多起嚴重的傳染性肺炎病例，這個疫情造成了全世界多個國家及地區都相繼受到了影響，世界各國除了制定各項防疫政策來阻止疫情持續擴散之外，也紛紛針對改善經濟狀況的目標做出了不同的行政措施。在台灣政府用「防疫、紓困、振興」三個步驟來因應，在2020年6月時台灣政府提出了振興三倍券的政策，希望透過發放振興券來鼓勵大家消費，期許這個政策能刺激到經濟也能振興到產業，也希望能幫助受到疫情影響的內需型產業。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受疫情影響衝擊嚴重的百貨零售業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透過政府發放振興券的政策，並用訪談法的方式來了解民眾對於振興券以及使用振興券在百貨上的看法以及建議，透過擬定好

訪談目標及方式，再經過訪談後針對各受訪者分析其研究結果，在不同的策略上分析優劣和差異，並加以整理為研究建議做為未來參考的相關資料。從研究結果中發現，振興券這個政策整體來看是好的，不論是在振興券的領取率以及百貨業營業額上都有不錯的表現，百貨業在本次振興券活動中，或許不如預期中的大幅度提升業績，分析訪談後的結果中發現，針對宣傳是否足夠且直接的傳遞給消費者這部分尚有努力空間，但消費者還是會願意將振興券使用在百貨商場上，並認為振興券是能夠增加百貨營業額的，百貨有了振興券的幫助下，能夠為百貨帶來了買氣，由此可知，振興券對於百貨業的營業額是有正向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