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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為了解決oscar手錶的問題，作者KarlGerth 這樣論述：

量產無罪．消費有理 這就是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   一場體制內的資本主義試驗　由國家主導的集體消費欲望 跳脫冷戰二元對立迷思　對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全新解釋   ★★★★★  全面解密毛澤東時代的資本主義  ★★★★★   當代中國消費研究第一人　葛凱Karl Gerth　消費三部曲集大成之作   　　是什麼力量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世界？人們通常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彼此殊死較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即是終結資本主義。然而研究近代中國消費主義演變脈絡的葛凱認為，儘管階級鬥爭和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不絕於耳，但實際上共產黨的政策反而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

本主義，和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其不僅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更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並一直延續至今。   　　透過探討中國官方一系列的嘗試，特別是管控人們渴望的事物──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電影和時尚、休閒旅遊及毛澤東像章──葛凱挑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那些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最根本的設想。在回應當代中國龐大消費力對全世界的影響，以及展現人們對量產消費品的渴望背後，本書將關注那股巨大力量如何重塑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並再造人們的生活。   　　★三大件：毛時代中國三大明星商品   　　1.手錶 　　近代化及工業化的重要象徵。戴手錶象徵著一種時間的轉型、標準化及內化。

為了掌握這種較高技術勞力與科技的產品，中國將國產手錶視為一大目標，開始投入成本研發國貨，此外也透過嚴格管制手錶購買者資格，優先分配給可以擁有手錶的特殊社會成員。由國家控管的手錶生產及分配，讓手錶成為特殊身分地位（尤以貪汙幹部為甚）的象徵。因此，共產黨公開將工業化的優勢凌駕於消滅階級差異之上，從而擴大了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不平等。   　　2.腳踏車 　　因應都市化及運輸需求的先進移動科技。直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被汽車取代為止，腳踏車一直是重要的地位象徵。中國透過大量國產及品牌打造，助長了國內人民的「拜物化」，讓各地人民學會去渴望單一品牌的物品。另外，腳踏車與艱苦勞動的工人屬性，以及等同於男子

氣概的正面社會主義屬性結合。學會騎腳踏車成為男性的必備技能。而國家刻意的控管消費數量，也讓腳踏車在都市普及化勝過農村，深化城鄉不平等現象。   　　3.縫紉機 　　腳踏式縫紉機大幅增加婦女與女孩的生產力，再生產了紡織品生產的性別分工現象，造就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縫紉機同時滿足中國引進國外優越科技產品與創造草根需求的目的，每個經濟底層的人民都可擁有縫紉機修補破舊、增加生產。因縫紉機而增加的產量和額外收入更引發另一輪自我擴張的消費主義。此外，縫紉機與理想女性氣質的連結，也透過大眾媒體宣傳進一步強化；做為女子理想嫁妝的縫紉機，更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象徵。   　　★ 共產黨統治下的消費文化現象   　

　▶ 廣告→從大力抵制到宣傳「國家消費主義」 　　原先馬克思主義指責廣告創造出不實需求，並助長對盲目崇拜商品的社會現象，因此共產黨控制所有廣告公司及出版商，打算壓抑這種資本主義的手法。然而，國家並未消除廣告，而是將其用來改造成「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廣告形式，由上而下塑造並引導人民的物質需求，創造資本積累。此外，由黨管控的廣告也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正面形象及價值觀。   　　▶ 殺價→對政府宣稱「不二價」的不信任 　　討價還價給人們一種控制感，共產黨很難透過禁令來改變這種長期的做法。由於顧客不相信有合理價格的存在，致使黨中央推行不二價政策時遭遇很大阻礙，只好妥協。即使黨努力消除市場慣例，其政策還是只

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沒有提供一種夠吸引人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 排隊→社會主義成功的標誌 　　長時間排隊購物被認為是損害黨政策的信心，以及浪費潛在的工作時間，因此被國家認定為反革命運動。然而解放後的資源匱乏，日常用品隨時都可能售罄的恐慌，讓人們看到什麼就排隊購買。無法根除此現象的黨中央，開始透過媒體宣傳排隊是積極行為；排隊是因為人民有更多的錢可以花，排隊更展現了社會主義群眾的紀律跟美德。   　　▶ 毛澤東像章→男女老少都得戴，物質欲望浪潮的終極體現 　　文革十年初期用來表明革命身分的強大圖騰。其創造出來的毛澤東個人崇拜與共產黨社會價值象徵，很快地激起了一股物質欲望的浪潮，推動幾

十億枚像章在中國及全球各地生產、銷售和收藏。對毛像章的狂熱現象反映了工業消費主義的三大核心特徵：大量生產、無止盡地交換討論、以及透過持有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促進這種消費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精神。   專文引介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名推薦   　　汪　浩（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

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關於中國大陸在五○與六○年代的歷史，一般人的印象往往集中於政治整風、紅衛兵暴力、經濟實驗、政策災難及大規模饑荒等等，消費主義幾乎是完全無法想像也無法理解的。因為在一般認知裡，力圖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不太可能出現資本主義色彩濃厚的消費文化。葛凱教授的這本新書，正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詮釋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思考歷史時，應該重視與大時代相悖的各種現象。──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各界讚譽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

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對毛澤東時代的消費主義做了出色的研究分析，忠實呈現了早期共產中國清規意識形態下的消費衝動跟行為。要理解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歷史，以及共產黨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緊繃與悲劇，本書至關重要。──Julia Lovell, author of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這本出眾的著作要求我們從頭到尾重新審視、評估整個時期。葛凱考察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

提出如何以消費主義的驅動來重新解讀這一時期。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如果你想討論中國消費主義，想理解中國消費者為何會有如此行為，理解他們所經歷過的獨特歷史連續性，你勢必得研讀葛凱的學術成果。本書是無庸置疑的典範之作。──Rana Mitter, author of China's Good War: How Memory of the World War II Past is Shaping a Nationalist Future   　　葛凱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研究從眾多學術研究的冷戰迷思中解放出來，它超越了過往扭曲我們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對立概念，將政治經濟學帶回辯論的中心

。──Oscar Sanchez-Sibon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這本極具挑戰與啟發性的研究，闡明了物質財富與欲望對毛澤東的中國有多麼重要。對於任何試圖了解消費何以變得如此強大的人來說，本書必不可少。──Frank Trentmann, author of Empire of Things: How We Became a World of Consumer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本書橫跨了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討論……強力推薦。──M. G. Rosk

in, Choice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為了解決oscar手錶的問題，作者單德興 這樣論述：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二○○一）和《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允晨，二○○九）之後的另一本訪談力作。 　　以深度人文訪談知名於華文世界的主訪人，從台灣學者暨雙語知識分子的發言位置與人文關懷出發，針對具有帶表性的我國、香港與亞美詩人、小說家、學者、翻譯家進行深入訪談，對象包括王文興、余光中、李歐梵、周英雄、林永得、哈金、齊邦媛、劉紹銘等重量級人物。訪談雙方認識經年，在堅穩的互信基礎上，主訪人事先詳閱資料，準備問題，現場臨機應變，殷殷扣問；受訪人開誠佈公，侃侃而談，熱心無私地分享個人

經驗、學思歷程、專業洞見。全書內容豐富多元，涵蓋了文學理念、創作歷程、翻譯經驗、學術心得、批評見解，並涉及文學與宗教、戰爭與文學、創傷與創作、歷史與正義等重要議題，以及對於台灣的人文生態與外文學門建制的體驗與觀察。透過這些深入淺出的對話與交流，不僅為受訪人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提供華文世界讀者一窺受訪人的內心世界、分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與專業見解的難得機會。

校園空間類型改變對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之影響

為了解決oscar手錶的問題，作者陳力業 這樣論述：

過去，調查校園空間對兒童身體活動量影響的研究，多數是以橫向的時間軸切入，比較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校園空間對身體活動量的影響，少有研究是針對一個校園的不同時期空間變化做探討。本研究剛好有機會從縱向時間軸，觀察一個國小的空間變化前後兒童身體活動量的改變。研究分為兩個部分：量化數據蒐集與質性訪談。量化數據蒐集部分，本研究於2019-2020年間利用穿戴式活動追蹤器(WAT)，調查校園改變中與後的兒童身體活動量變化及GPS落點分佈（共60位兒童），配合研究室另一個於2018-2019年間進行的研究收集到的校園改變前數據（共42位兒童），進行前中後的數據分析。質性訪談則是調查兒童偏好的校園空間及活動類型，

以探討量化數據結果背後的原因。結果顯示，「走廊」落點數在每個階段都是最高的（皆在20%以上），除此之外，改變前兒童的GPS落點主要分佈在「硬鋪面」及「球場」；改變中，「運動場」開放後男生與二年級女生到訪人次明顯增加；改變後，原本施工中的風雨球場開放，「球場」、「運動場」與「硬鋪面」成為兒童主要活動範圍，其中五年級男生到訪球場的頻度最明顯增加。在身體活動量方面，校園改變前兒童主要在「球場」、「川堂」、「草坪」及「遊戲場」獲得較高的身體活動量。但改變後，「運動場」、「球場」與「川堂」反而變成學生能獲得較高身體活動量的場域。質性部分，「遊戲場」不管何時都是兒童較偏好的場域，改變前的次偏好場域是「其他

」與「硬鋪面」；但改變後的校園空間，「球場」與「運動場」反而成為兒童偏好場域的二、三名。綜上所述，校園空間類型的改變或改善，確實對兒童的偏好與身體活動量有影響，但兒童偏好的場域並不一定是兒童活動量最大的場域，所以未來學校在安排校園空間時，可以從兒童的偏好及場域所能提供的身體活動量角度去思考空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