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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競技會

為了解決pansexual中文的問題，作者（英）瑪麗·瑞瑙特 這樣論述：

由瑪麗•瑞瑙特所著的《葬禮競技會以亞歷山大的垂死開篇。公元前323年的巴比倫皇宮，籠罩在沉重壓抑的氣氛之下，昔日的帝國統治者已日薄西山，而他身后遺留的子嗣此時尚未出生。彌留之際，亞歷山大只留下「給最強者」的遺言就去世了。自此，亞歷山大周圍各懷野心的將佐、親屬，為了奪得帝國繼承權開始了一段混亂的斗爭：有人毫不留情地剪除異己；有人被迫推上台前扮演傀儡角色；有人結成脆弱的同盟，很快又揮戈相向……在權力斗爭的旋渦中，人人都是棋子，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亞歷山大曾經苦心經營的龐大帝國正走向不可預知的結局。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以描寫古希臘的歷史小說享有世界性的聲譽，

其作品傳神地展現了忒修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歷山大大帝等名人的生平。瑞瑙特出生於倫敦，畢業於牛津大學，大學時的老師包括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后來以《魔戒》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R.R. Tolkien）。大學之后，她在牛津的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學習護理，並跟日后的終身伴侶朱莉•穆拉德相遇。二戰期間兩人曾專職照料傷兵。瑞瑙特本小說發表於1939年。1948年以《歸於夜晚》贏得15萬英鎊文學獎金后，攜朱莉移居南非。其后的寫作生涯中，瑞瑙特先以同性愛情故事《御者》震撼文壇，繼而轉入一向令她痴迷的古希臘歷史，共寫

出八部考據翔實、想象馳騁的大師之作，包括《殘酒》《國王必須死去》《海里來的公牛》《阿波羅面具》《頌詩人》與「亞歷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波斯少年》《葬禮競技會》），至今廣受喜愛，長銷不衰。 葬禮競技會作者識譯者致謝 「他的臉多年來縈繞在我的心頭；那雙不可思議的眼睛，那頭發在額上躍躍彈跳，還有那想必在他二十來歲已滄桑畢露的美，曬傷的皮膚黝黑，太陽下的頭發近乎白色。」瑪麗•瑞瑙特在1960年代末寫給一個牛津大學同窗的信件中這樣談起亞歷山大大帝，仿佛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確是故人。瑪麗始終記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書，參觀了校內的阿什莫爾博物館，

被內中幾件著名文物的復制品深深打動：腰身細巧的克里特島跳牛者、金發的城邦青年，還有雅典衛城出土的亞歷山大頭像。帶着這些不可磨滅的記憶，瑪麗經歷了畢業、幾年的獨自漂泊、護士生涯、首次出書和「二戰」的炮火。后來她和伴侶朱莉『穆拉德離開寒冷保守的英國，到陽光燦爛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沒有回去。在南非海濱，瑪麗的希臘靈感才終於從種子長成參天大樹。終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據扎實、想象馳騁的長篇歷史小說，其中洋洋千頁的亞歷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1905年查倫斯醫生夫婦生下長女瑪麗時，料想不到她會成為不凡的作家；他們也不贊成女性拿寫書當職業。查倫斯娶了牙醫的女兒，婚姻門當戶對，屬中產階級，家中有仆役多名，但夫婦

倆個性扦格，常爭吵不休。瑪麗早早顯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潑奔放又嗜書如命，尤其喜歡牛仔故事並在游戲中搬演，離母親期許的淑女相去天壤。成為作家的瑞瑙特，回憶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說「不記得有哪個時期是我不盼着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離的孩子，這些心靈創痕將來會成為她作品里反復演繹的主題。中學寄宿時，瑪麗在校圖書館發現柏拉圖的英譯本，畢業前讀完了全部《對話錄》。蘇格拉底及其弟子們生活的動盪世界在她腦海中潛伏浸潤數十年，方釀出傑作《殘酒》和《阿波羅面具》。因成績優異，她進入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主修英語。「牛津造就了我。」后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當時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

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和后來以《魔戒》的中洲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托爾金在學生們面前朗誦史詩《貝奧武甫》，使瑞瑙特感到這部陌異的古英語詩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講課則使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對希臘文所謂(個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異，天賦參差，但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畢業后瑪麗不顧父母反對，過了幾年邊打工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1933年夏，一籌莫展的她做了個改變終生的決定。徒步旅行重訪牛津時，她在毗鄰母校的拉德克利夫醫院門外歇息，省悟到她寫作的挫敗是由於缺乏人生體驗，而在這所古老的

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着。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這年她28歲。工作繁重、戒律森嚴的護士學員生涯，對一個牛津畢業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瑪麗堅持了下來。日后讀者會在她描寫男孩亞歷山大的《天堂之火》中看到斯巴達式鍛煉，領會早年的紀律約束無論是對揮劍的亞歷山大還是揮筆的瑪麗，都同樣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瑪麗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兩人情投意合，后來相伴終生。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訪談，說她和瑪麗都是雙性戀，各自跟男性發生過戀情，但最終選擇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講過：「我想許多人的性欲望是居間的……就像從白到黑的色差，中間是各種各樣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為第一主角，轉型寫歷史小說后，敘述者

「我」總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導致讀者常認定「瑪麗」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的敘述者是一個性別曖昧的閹人。伍爾夫提出「偉大的心智雌雄同體」，瑞瑙特則說：「我從來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這些年來我的內在自我都不加區分地占據着兩種性別，以至於不可能參與性別之戰。」她自由化入各種性別身份的能力，足證此言不虛。完成學業后，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寫小說。她用筆名「瑞瑙特」登上文壇，頭兩部小說出版於戰雲密布的倫敦。「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后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務。醫院中做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與士兵之間的沖突和友誼給瑪麗帶來震動，戰爭塵埃落定后被她寫入《御者》。戰后她

離開護理行業，專注創作。迄移居南非為止，瑞瑙特共寫成五部小說，都是當代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醫院和醫務人員，致力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不乏駭俗的性意識。《相好的姑娘們》是半自傳性的輕喜劇，書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歸向夜晚》贏得米高梅獎金。1948年，這筆錢讓瑪麗和朱莉踏上遠渡南非的航程。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這個新國度，她和朱莉舉辦派對，結識了大群的年輕演員和舞蹈家，不少是來自英國的退伍軍人，多數是男同性戀者，他們的聚散離合激起瑪麗的靈感，寫出現代同性戀文學史上的名作——「二戰」愛情故事《御者》。書名采自柏拉圖《斐德若篇》的一個意象，喻示靈魂中騷動和駕馭的矛盾。這部以古典燭

照現實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其后，她沿着歷史長河繼續回溯，在音聲已希的古希臘世界上岸。第一人稱回憶錄體的《殘酒》(1956)以希臘文明悲劇性的漫長內耗——伯羅奔尼撒戰爭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亞的成長故事。他與呂西斯的關系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的精神導師。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導向《殘酒》。前一本書中，現代同性戀者面臨醫學、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轉入地下生活，難以獲得靈肉兼備的滿足，而《殘酒》的兩位男主角則生活在一個他們可以共同追求光榮的時代：在蘇格拉底身邊受教，在練身館競技，一起參加地峽運動會，為抵抗斯巴達並肩作戰。在性議題上，瑞瑙

特說她反對「性的部落主義」(Sexllaltribalism)，覺得現代人糾結的性身份問題本不應成為問題：「希臘人問的是一個人有何優點，而希臘人是對的。」《殘酒》不僅是個愛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畫卷：書中戰爭與和平交替消長，寡頭與暴民輪番上台。在瑪麗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國民黨贏得大選，隨即頒行種族隔離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黨利用非理性的民眾情緒而控制國家，進一步激化了原已復雜的種族矛盾。盡管她奉歷史現實主義為圭臬，從不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寫三十僭主操縱雅典社會時，常聯想到她的此時此地。「歷史並不重復它自己，其韻腳卻每每相同。」這句歸於馬克•吐溫名

下的話看來有點道理。《殘酒》受到嚴肅書評人和讀者的一致贊賞，奠定了瑞瑙特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其成功並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學者出身，拉丁文頗有功底，希臘文卻全憑自學，常讀的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洛布(Loeb)古典叢書。然而她一絲不苟，研究兩年方才動筆，初稿寫好后遠赴希臘實地旅行，以求細節無誤，最終做到「對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的真正神入，這是把想象力，把一種深沉的人道精神，極致地應用到史料知識上，以至它化為本能的結果」。希臘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島，觀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跡——克諾索斯王宮，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開她眼界的文物，這次是真品。據說，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

的地點。身臨其境，她悸動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和考古學的成果，剝除忒修斯傳奇中的荒誕之辭，寫成兩部小說。那神話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於心理深度的詮釋。《國王必須死去》和《海里來的公牛》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稱的「自述」，早在希臘古典時期已淪為童話的忒修斯，形象從未這樣血肉豐滿。相傳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認為那是后起的附會，而把他寫成一個仿若出土的跳牛者壁畫中那種細巧靈活的人——祭獻給牛頭怪彌諾陶彌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說中是跳牛者。無獨有偶，史載亞歷山大大帝個子也不高。亞歷山大剛柔相濟、泛性戀(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愛戀女子卻排斥自身「阿尼瑪」

(anima)的傾向，恰成對比。在南非開普敦，瑪麗和朱莉在一棟木屋住了多年，她們命名為「提洛」，原是愛琴海島嶼，傳說中阿波羅的誕生地。「提洛」俯臨大海，遠眺平頂的桌山，雄奇壯美。帶鹽味的輕風、滑翔的海鷗、遠遠的航船和勇敢的沖浪少年，都跟她筆下的另一個海洋文化——古希臘一樣充滿生機，不啻是她理想的寫作環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這對伴侶日常散步的海灘，也豎起過「只許白人人內」的牌子(被瑪麗用螺絲刀趁夜摘除)。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卷入政治生活：上街游行反對種族隔離，參加抗議團體，到社區為政黨拉票。然而政治講求集體行動，處處需要妥協，與作家對「個人卓越」的信念相違。因此，她雖然在勸說下出任了

國際筆會(P．E．N．)開普敦分會的會長，並跟圖書審查長年斗爭，但年事的增長、對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漸淡出運動，重投想象世界。《阿波羅面具》(1966)以一個周游列邦的演員為敘述者，以劇場黃金時代的一件遺物——阿波羅面具——為良知的象征，展現了柏拉圖實踐治國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敘拉古城邦，強人僭主用密探施行恐怖統治，死后國家陷於混亂，跟瑞瑙特身處的非洲現實若有交集。但作者強調她寫的不是影射小說：「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話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永遠奔流的人性之河，由於所經過的土地而不斷改變，成為淺水、漩渦、瀑布和湖泊。或許歷史唯一具有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考慮這種本質和個案之間的永恆

變化的互動。」瑞瑙特對柏拉圖終身保有仰止之情。「在他身上，亞歷山大熾熱的想象力會找到一個解人、一個向導。」柏拉圖兩度遠赴敘拉古，輔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學家國王」而慘淡終局，令人扼腕。他死時，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年約八九歲。假設柏拉圖來得及教導亞歷山大——假設是他而非亞里士多德做了亞歷山大的教師，歷史又會是怎樣一番面貌？借着《阿波羅面具》敘述者的口吻，作者抒發了自己的悵恨：「一台悲劇……其悲哀在於主角們從未相遇。」亞歷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1970)、《波斯少年》(1972)、《葬禮競技會》，加上一部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花費了瑞瑙特最后十幾年的大部分時光。歷史上，亞歷山大是個順應時代潮流

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絕路之時橫空出世。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就說，馬其頓崛起前，各自為政的城邦之間長年爭斗，令希臘文明危機四伏，而亞歷山大的政策「給有思想的人們的頭腦帶來四海一家的觀念；以往對城邦的忠誠與(在較小程度上)對希臘民族的忠誠看來已不合時宜了。在哲學上，這種世界主義觀點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實踐上它開始得較早——始自亞歷山大」。瑞瑙特對希臘文明的回顧，從《殘酒》到《阿波羅面具》再到亞歷山大系列小說，寫作次序和歷史發展恰好一致，各書脈絡也相互貫通。1960年代以來西方反戰的呼聲很是強烈，到瑞瑙特寫亞歷山大時，她很清楚這位征服者是個逆潮流的題材。然而令她最着迷的大概並非亞歷山大的軍事才華，而

是他無畏無懼、闖盪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從記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嗎？《天堂之火》中，作者用一個虛構的情節塑造他那無畏的心性。少年亞歷山大首次廝殺前感到膽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訴，聽見神告訴他：「人的不死並非在於永遠地活着，那願望源自恐懼。令人不死的是每一個超脫於恐懼的瞬間。」歷史學家霍蘭指出瑞瑙特亞歷山大小說的特色在於她對亞歷山大能切身認同，這在《天堂之火》中尤其顯着。亞歷山大跟作者一樣，父母的關系劍拔弩張。這種家庭張力是以象征手法烘托的。歐里庇得斯晚年作於馬其頓的《酒神女眾》(The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兩極沖突予以戲劇化，它在小說中有一台演出。這部戲象征着崇拜酒

神的奧林匹婭斯對兒子亞歷山大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讓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開始時，纏繞五齡童亞歷山大腰間的蛇，是母親捆縛他的、他后來努力掙脫的紐帶。小說結束時鷹蛇廝斗，則是借自《伊利亞特》(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說中蛇代表母親，鷹(宙斯的神鳥)代表男性因素。荷馬的詩里，大蛇咬傷鷹的胸脯，使之松開腳爪翔離，《天堂之火》的鷹蛇搏擊卻勝負未定，暗示父母雙方的烙印在亞歷山大余生中將繼續起伏消長，造成他一些悲劇性的過錯。然而《天堂之火》不是悲觀的，故事明暗交錯，亞歷山大始終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馬史詩在精神上的最后一個傳人，以阿基琉斯為榜樣，寧舍長壽而追求光榮，要用戰斗來證明自己猶勝乃父。他師從

大哲亞里士多德學習治國、倫理和科學，但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想象力和熱情，又能在實踐中超越老師的種族偏見。他情感細膩，卻由於父親性放縱的反激作用，秉持着近乎禁欲的節制。家庭張力使他從小向外尋求友誼：從衛隊的營房、馬廄的仆役、波斯流亡者那里增長見識，得到安慰；受《伊利亞特》英雄情誼的熏陶，他與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隨的伴侶。正如朱莉陪伴着瑪麗度過不少艱難歲月，友情是亞歷山大一生的救贖。阿瑞安在《亞歷山大遠征記》中頻頻使用pothos(希臘文「渴求」、「熱望」)一詞，解釋亞歷山大為什麼永遠向前，決心走到世界的盡頭。《波斯少年》借敘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點明亞歷山大這種不知疲倦的探險家性情。作者又讓亞歷

山大告訴巴勾鄂斯：「什麼是快樂？……當人把整個心智和身體伸展到極限，當人把思慮全部用於下一瞬間要做的事，這樣的時候，回想起來就是快樂。」我們可拿這書當旅行記來讀，追隨亞歷山大從里海之濱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寫實之中又有一種異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爾金是瑞瑙特的老師。《波斯少年》從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視角看待亞歷山大遠征，這是文學的創舉。作者曾說，馬其頓人對波斯人充滿偏見，是她不想用的視角；同時她希望在書中容納波斯人對馬其頓人懷有的一些偏見，展現亞歷山大如何克服它們。敘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極不尋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亞歷山大先后寵幸的宦官。由一個異族的陰柔者說出最勇武的

戰士的正傳，顛覆了兩千年來的主流敘述方式，也開闊了讀者的眼界。用內廷宦官的觀點敘事，代價是亞歷山大一生的幾場大戰都只能用遠景鏡頭或轉述來呈現(作者出於和平主義立場，也許本就有意簡寫戰爭，而且屢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顯戰爭的慘象)，優勢則在於讓護士出身、對肉體富有第一手知識的作者，能夠無微不至地描寫健康和傷病時的身體，因為巴勾鄂斯在亞歷山大生命中扮演的常常就是護士角色。當他憐惜地端詳亞歷山大布滿傷疤的肉體，或在戰場外遙遙注視國王受傷的過程時，瑞瑙特筆力千鈞。巴勾鄂斯和亞歷山大的愛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他對國王的奉獻式的愛，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齡相仿的奧登(W．H．Auden)的詩句：「Ifequalaf

fectioncannntbe/Letthemorelovingonebeme．」(若愛情無法平等，讓我做那更深愛的人。)它不同於赫菲斯提昂和亞歷山大荷馬式的同袍之愛，也不同於《殘酒》的雅典男風。但亞歷山大進入波斯后短短數月便采取東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小說中亞歷山大的話是：「從愛你開始，我學會了愛你的民族。」瑞瑙特寫下這些文字之際，南非正因其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國際社會孤立。作者褒揚亞歷山大超前的同時，也對某些現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評。如果說亞歷山大軍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國手腕則顯出人性的弱點。在《波斯少年》里，他有志建立一個種族平等、選賢舉能的帝國，但任用官吏偶爾也所托

非人，而馬其頓將士們以勝利者自居的驕矜，更多次阻礙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劇性的一面既有個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時代的必然結果。到了三部曲的終篇《葬禮競技會》，亞歷山大便以缺席來顯現他的偉大：各懷私利的將軍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國分裂的狂瀾，也大多難逃血腥的下場。《葬禮競技會》類似編年史的結構，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來始終運用的成長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亞歷山大正傳，也是巴勾鄂斯個人的成長史，寫出他如何從童年的劫難中解脫出來，長成一個覺醒的、善用生命的強健人物。然而《葬禮競技會》的一種讀法，是把它看成歐律狄刻的成長故

事。她是瑞瑙特歷史小說中絕無僅有的女主角，生為天潢貴胄，自幼習武，她唯一的moira(希臘文「天命」、「命運」)是像亞歷山大一般以武功和權力實現自我；卻野心有余，願景不足，有一時之勇而無亞歷山大在嚴酷的成長教育中煉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終從權力高峰墜落。瑞瑙特不回避歐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許她意識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願、以她少女時期壯懷激烈的白日夢，倘若生於古代，她本來也可以是歐律狄刻。就事論事，歐律狄刻在歷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說是夭折的成長史。《葬禮競技會》是一支挽歌，角色的明暗呼應像是以對位法(counterpoint)譜成的旋律：亞歷山大的賢妻斯塔苔拉對惡妻羅克

薩妮；他視若母親的、情深義重的波斯太后對他毒辣的生母奧林匹婭斯王后；歐律狄刻的怯弱對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這暗黑的故事也偶爾閃現人性的高貴。亞歷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輪午夜太陽投射在戰火紛飛的疆域上，連這太陽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書最后一句卻描寫亞歷山大陵寢的屋頂上月桂葉的金環，它「在地中海的微風中輕輕顫動，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雖短，他的pothos會活在人類的記憶里。瑞瑙特晚年寫道：「我們走向過去，也許是為了尋回自己，也許是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掙脫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條把我們帶到今天此處的崎嶇長路之后，我們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臘文明構成了瑞瑙特小說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當代題材

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臘神話和文學的光束所映照。不同於許多文人對古希臘懷有單純而美好的向往，她的古希臘遠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過的時代一樣戰亂頻仍、社會激盪。無論她的主人公是開辟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亞歷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紳、演員、頌詩人，還是平凡的傷兵、醫生、護士，幾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掙脫環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尋求自由，如同他們的創作者從家庭，從英格蘭破繭而出，尋求自由一樣。希臘人的理想——光榮、自尊、卓越、節制；阿波羅的理性和狄奧尼索斯的沉醉——在瑪麗•瑞瑙特的作品中無處不在。《御者》里，體驗着成長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蘇格拉底與斐德若的那篇對話：「現在它不再代表飽滿完整的東西了，而是充斥着

困惑與不定與痛苦與悲憫，和一團亂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轉念一想，這本書也正是為了這樣一個世界而寫的。」瑞瑙特崇敬地稱蘇格拉底為「我的主保聖人」；在他看來，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去過。捧讀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對於我就是一趟得以審視生活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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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性傾向就業歧視感受、因應策略及其影響因素─以臺灣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影響為焦點

為了解決pansexual中文的問題，作者顏禎瑩 這樣論述：

本文以質性研究方法，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的兩年間對11位同志族群受僱者進行先、後兩次的深入訪談，試圖發掘他們的就業歧視感受、因應策略，及這兩者的影響因素。主要結論為：公教部門同志員工的就業歧視感受最深、私部門同志員工的就業歧視感受較不明顯、非營利部門各個職場同志員工的就業歧視感受差異性相當大。無論是何種職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里程碑，對大部分同志族群而言，在就業歧視感受上都有正面的影響，且他們認為即使現實面不會立刻出現突破性的進展，但這個法律變革會逐漸地帶來整體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結果也使同志族群在因應策略的選擇上更願意以較開放的態度，採取更多種因應策略來面對就業歧視感受。就業歧視

感受之影響因素，以社會層面、個人特質的影響較大，家庭層面的影響較小。在社會層面主要的影響因素為社會觀感、法律與政策及職場特性，而職場特性是社會層面中對就業歧視感受影響力最大的因素；在個人特質方面，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個性、性傾向、自我認同、人際網絡；其他影響因素包含意識型態與同志議題的討論熱度。就業歧視感受之因應策略包含逆來順受、反擊、辭職及其他（選擇性出櫃、潛移默化等），且通常不會只採取一種策略。因應策略之影響因素，以結構層面和個人層面的影響程度較大，人際層面的影響較小。結構層面主要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進展、職場文化、社會民情，個人層面主要為個性、自我認同與個人期許，而人際層面中家人的影響因素相對

較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