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演變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文學欣賞的新途徑(二版)

為了解決中國文學演變的問題，作者李辰冬 這樣論述：

　　「意識決定一切」，是作者研究文學的終身指標。解釋字句意義只能算是了解作品，惟有體會作者寫作的時代、環境、意識形態，才能真正去欣賞一部作品，享受作品中的情趣。如何定義作者的「意識」？寫作的時代背景怎麼影響到作品？作者以畢生研究心得為基礎，融會貫通古今中外各種文學研究方法，找出了嶄新獨特的解讀途徑。 　　本書收錄的近二十篇論述，包含詩歌、詞、賦、平話小說等作品的欣賞，或是他對於文學批評、寫作的看法。篇篇嚴謹精確，且慧眼獨具，筆法深入淺出，推論之來龍去脈一目了然，將可引導對文學評論有興趣的讀者，從不同角度深入鑽研，更全面的細品文學況味。

中國文學演變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西學東漸」與晚清詩之新變

為了解決中國文學演變的問題，作者江曉輝 這樣論述：

近代中國因晚清時的西力東侵而發生數千年未有之巨變，進入了由古代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反映時代的傳統詩歌也因「西學東漸」而出現了「古今之變」。「西學」這個新因素的加入，使詩歌發展產生了很多有別於過去的詩學現象，正是晚清詩歌複雜和耐人尋味之處。要瞭解晚清詩歌在整部詩歌史中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就不能不研究它與「西學東漸」的關係。　　本文擺脫一般以詩人或詩派為主軸的論述方式，轉而以西學對詩與詩人不同範疇的影響為研究的切入點。主要集中在科學（科技）、進化論、民主自由思潮及西方哲學、美學的輸入與詩歌新變的關係。科學（科技）的輸入影響到詩人用新詞彙、詩序和詩注等不同策略來表達新事物；科學帶來的新

認知方式改變了詩人的世界觀；現代科技入詩又使舊的詩歌題材得以翻新。進化論確立新的時間觀影響詩人對古史的想像；「海外詩」展現了進化思想的空間向度；時間和空間尺度的拓展又催生了時人的「博物」書寫。進化論也被援引到文學史觀，使通俗的觀念和詩歌體裁成為改革重點。「詩教」的傳統在新的政治和人文精神下面對著不同的遭遇；女權詩歌在民族危機下唱出時代的強音；此外，一些詩人既站在民族立場，又運用西方的哲學、美學理論，來批判西方的「啟蒙現代性」。這些問題看似各不相干，其實都受著西學這個共同因素的影響，在本文中將逐一探討。　　這些詩學現象體現了詩人對西學的不同態度和回應方式：或迎、或拒、或喜、或疑、或以之作改革的根

據、或以傳統來消化西學，說明了詩、詩人與西學的關係有著複雜的面相，互涉互動。因而，本文在論述西學影響的同時，也展示傳統中的相關因素，詩人並非被動地接受影響，而是運用傳統資源去融會變化，改革創新。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為了解決中國文學演變的問題，作者吳宏一 這樣論述：

作者簡介 吳宏一 　　台灣高雄人，1943年生，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台大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中正大學籌備處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曾主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並擔任台、港、大陸等地多種學術期刊之編審顧問；曾獲美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赴美訪問一年，並曾擔任新加坡教育部海外華文顧問；曾獲台灣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家文藝獎(文學理論類)，香港研究資助局多次研究資助等。 　　已出版：《清代詩學初探》、《清代詞學四論》、《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詩經與楚辭》、《白話詩經》、《先秦文學導讀》、《儀禮鄉飲酒禮儀節簡

釋》《論語新繹》《中國文學鑑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品)》等專書二三十種，學術論文約百篇。除研究中國文學及古代文獻外，也從事新文藝創作，出版過《回首》、《微波集》、《波外》、《合唱》、《留些好的給別人》等詩文集，作品曾被選入台灣、香港、韓國、馬來西亞等地語文教科書。

近現代中國文學進化史觀之生成與影響

為了解決中國文學演變的問題，作者王文仁 這樣論述：

從1904年林傳甲寫出國人的第一本文學史算起，文學史在中國已經有了百年的歷史。伴隨著歷史的契機，具現代性意義的文學史研究逐漸取代傳統的文章源流之學，成為學人關注的焦點與文學教育的核心。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進化的觀念與思潮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近代以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與西潮的湧動，推昇著中國政經、社會的巨大位移。在時代的變革中，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透過對西方進化論著的翻譯、中國傳統經學的破壞性闡釋以及新史學觀念的引進，動搖了中國傳統循環往復的歷史觀念，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進化史觀的熱潮提前做了重要的準備。二十世紀初歷史哲學觀念的更替與純文學觀念的傳入，引領文學史觀開始產生劇烈的變化。在

五四之前，梁啟超、劉師培、嚴復已據此引領文體變革與小說革命。五四之後，新、舊價值交鋒愈加激烈，進化論為創造歷史提供了合法性與巨大推動力。在文學革命的過程中，胡適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正是借用了這樣的觀念，從而具有了「哥白尼天文革命」的歷史效應。五四之後，原先致力於文學革命的文人轉而從事整理國故，他們對早期文學史作缺乏史觀與混雜的型態大力批判，引進文學進化史觀作為變革的指導性方針。黃人《中國文學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與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稿》，作了初步且重要的嘗試，而後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以「雙線文學史觀」打破此前按照朝代或文體

討論文學演進的慣例，找到了可以貫穿兩千年中國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讓中國文學史成為具備某種內在動力且充滿生機的「有機體」。此一典範之作不僅對當時的文學史書寫帶來不小的衝擊，也進一步促使文學進化史觀成為1920至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史觀。將文學進化史觀引進文學史，曾經帶給中國文學史研究蓬勃的生機，讓中國文學演變具有一種整體感。但由於其理論假設本身的內在缺陷，卻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阻礙後人對文學史演進模式的進一步追索。這些後遺症包括：過份突出進化的必然性和衰亡的命定，否定了作家主觀的努力與天才的獨創；排斥與文學正宗掛不上鉤的邪門歪道，遮蓋了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不連續現象。這些弊病既抹去了文學發展的多

種可能，也忽略文學家對藝術的省思與追求。文學進化史觀在1940年代之後，其影響的地位逐漸被當時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論所取代。但直至今日，文學進化的觀念依舊充盈在文學史研究的論域中。以「進化」和「退化」的對立辯證來觀看整體文學的發展，仍是論述文學史最簡便而富生機的方式。在生物進化論影響的痕跡逐漸褪去，而其弊病已被大量論及的今日，對文學進化的動因、進化的進程、規律做更深刻與理論性的爬梳與建構，將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