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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著作權刑事案件量之比較研究-以兩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為中心

為了解決半澤直樹2特別篇線上看的問題，作者洪慶助 這樣論述：

數位技術的突飛猛進為廣泛的作品複製與傳播提供快速的條件，大至專業團隊制作的音樂、歌劇、攝影、動畫、視覺及平面藝術等小至利用智慧型手機所產生的數位訊息，已充斥在每個人生活中。然因應數位技術所產生的創作挪用、拼貼藝術、重製、對公眾散布、網路公開傳輸的盛行，科技所帶來的方便導致複製成本的逐漸降低，著作權人的控制力也逐漸減弱，也造成數位著作之侵權案例日益增加，不當的使用甚至可能觸犯著作權法之相關刑責，由此可知數位著作權已影響現代人的生活至深，對於數位化時代著作權法刑責之法律問題則有加以探討之必要性。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因此當作品面臨數位化衝擊

時，無論是以數位或是傳統制作的音樂、歌劇、攝影、動畫、視覺及平面藝術等著作形成在著作權法中，都屬於創作物之範疇。目前國內著作權法也因應數位技術而有所修正，著作權之侵權罰責視不同的財產權種類而有不同的程度的處罰，然而我國於著作權之保護，無論是對個人或法人常因當事人提告而以刑事責任論之，而反觀日本針對個人或法人侵害著作權雖有不同的罰責制訂，但當事人卻多以民事訴訟處理之。在數位化時代下，我國是否有必要接受著作權人以刑事責任處罰為主要保護著作權的手段，值得我們以鄰國的日本為比較思考的目標。 日本與台灣同為繼受法國家，但是日本對於著作權法的制定內容及實務與我國有諸多差異，日本在面臨數位時代的變化也

針對著作權的保障作了很多努力，在實務判例中與我國也有極大的差異，因此極有研究比較之價值。本論文係以日本著作權法作為我國著作權法與實務刑責侵害之比較研究對象。探討我國保護著作權之刑事責任立法目的是否有失權衡。本文主要區分為四大部分：一、針對台日兩國著作權法之制度、犯罪類型之規定加以介紹。二、我國與日本著作權修法、刑責及法理差異之比較探討。三、從台日兩國著作權刑事案件量之差異原因，探討日本因何廢除刑附民制度， 且礙於刑事訴訟法第247條，公訴需由檢察官為之，故日本的著作權沒有自 訴制度。另外，並就日本人民法治觀念加以論述。。四、與日本學者針對台日兩國著作權之刑責差異進行意見交流與日本著

作權刑事 罰則案例分享。最後，綜合整理本文學理、實務案例討論與日本學者之意見，歸納本文之結論，其有助於我國與日本面臨數位化時代著作權刑事責任之差異與爭議，得提供參考與建議。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半澤直樹2特別篇線上看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