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屬於美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

為了解決台灣屬於美國的問題，作者陳隆志 這樣論述：

　　1967年，我個人與美國耶魯大學恩師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著一本英文的國際性學術著作——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台灣、中國與聯合國》），提出「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的政策主張。在該書首頁引一段猶太經典的名言：假使我不為自己，誰會為我？假使我只為我自己，我到底是什麼？不是現在，等待何時？ 　　1971年，我出版《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是一個針對台灣前途理想的提出，以漢文寫作，以咱自己親友、鄉親、同胞為對象。《台灣、中國與聯合國》及《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兩本書都成為蔣介石流亡政權的禁書，作

者被列入黑名單。 　　2019年10月，拙著《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問世，相隔已經四十八年。1971年，台灣人民生活在蔣政權戒嚴壓迫、恐怖統治之下，根本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可言。2019年，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國家。 　　本書共分三編，每編各四章，共十二章。第壹編是「國家進化論」。首先反駁中國所一再主張「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之謬論。然後，闡述台灣已由二次大戰後被軍事占領地，透過台灣人民的有效自決，蛻變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理論。 第貳編，「台灣國家的正常化」，探討為什麼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困難與挑戰，強調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需要正名、制訂台

灣憲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以及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與氣度。第參編是「國際法、現實國際政治與台灣」。在國際強權互動、面臨中國併吞的威脅之下，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維護國家主權並鞏固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除了堅強的國防與心防以外，台灣人民群策群力的台灣前途公投，及時向全世界明確表達台灣人要維護國家主權、自主獨立的集體意志，是一個最民主、最和平、不可忽視的防衛武器。我們需要友邦，行使集體防衛。但歸根到底，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除了自助、人助、天助，別無他途。做一個海洋國家，我們要以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精神，促成台灣人民的大團結，鴻展大洋精神，建立民主自由人權、正常化的台灣國。

台灣屬於美國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公共工程聯合承攬契約之研究

為了解決台灣屬於美國的問題，作者陳義龍 這樣論述：

聯合承攬體係承攬廠商互約出資，並以執行特定工程為其所經營之共同事業，且以共同開立專用帳戶為獨立責任財產，用以負擔工程相關債務及費用，符合合夥事業之特徵。聯合承攬特定工程所生之債務內容相對得以預見、事先劃定概數，且債權人已經確定，與公司法第13條第1項避免危害公司資本穩固之規範意旨並無違背，應將政府採購法第25條解為公司法第1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縱認政府採購法第25條並非特別規定，亦得認為公司法第13條第1項禁止規定未就此等聯合承攬之案件式合夥情形，加以特別考量，屬於隱藏的法律漏洞，應目的性限縮公司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而認聯合承攬合夥不在其禁止之列。又聯合承攬成員基於聯合承攬契約負擔連帶工

程債務，此與民法第681條合夥債務之債權人權利行使順序規定，並無扞格。承攬成員之勞務給付無以合夥財產清償可言，應依約定連帶履行完工義務。若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責任，則應先以聯合承攬財產清償，如有不足，業主始得向承攬成員主張連帶清償責任。此外，承攬成員對業主之工程款請求權屬於民法第668條之公同共有財產即公同共有債權，不因聯合承攬契約約定統一請（受）領或分別請（受）領而異其法律性質。於分別請（受）領情形，各承攬成員得單獨行使債權，請求並受領自己部分工程款；於統一請（受）領情形，代表成員依民法第679條規定代表全體成員行使債權並受領全部工程款，後續再於內部按參加比例分配工程款。

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為了解決台灣屬於美國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百年來對東亞歷史最大的認知錯誤是： 「用神話代替歷史，誤解自己的真實地位。」—劉仲敬 　　一部用秩序的輸入和輸出來解釋1912年至今百年東亞變遷的歷史與政治 　　遠東的近代史，實際是國際政治體系演變的「終端」 　　──她的歷史演化路徑，決定於西方秩序（文明）的輸入， 　　從而不是自己驅動或主宰 　　即便是21世紀的今天也是如此 　　●沒有列強，民國無法成立 　　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大清歲代表的內亞秩序瀕臨解體。而民國之所以能夠成立，是英國主導的列強為了維護遠東秩序的穩定，盡力推遲大清體系的解體之結果。換言之，沒有殖民主義秩序，中華民國無法成立。 　　●列強退出東亞，意味著原

本秩序輸入的中斷 　　一戰以後，列強忙於戰事，條約體系撤出遠東，卻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視為是自己成功地驅逐了殖民者。真實的情況反而是秩序輸入的中斷。北京政府一旦沒有條約體系的支持，對各省的權力就化為泡沫，這才有北伐的成功。 　　●蘇聯輸入秩序，國民黨淪為特洛伊木馬 　　趁虛而入東亞的新秩序大致有三種：日本的泛亞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南方知識分子構築的大中華主義。1922年，機會主義者的孫文拋棄了國民黨在辛亥時代堅持的泛亞主義，配合了亟欲擴張的共產國際，使國民黨淪為共產國際的特洛伊木馬。 　　●蔣介石夾在兩強之間 　　1927年北伐成功後，蔣介石以重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蘇聯的共產主義與

日本的泛亞主義，夾在兩強之間，以黨國體制全力吞併和破壞東亞大陸殘存的各個自治體系（指北洋時代的各省自治）。 　　●國民黨並不是敗給共產黨，而是敗給蘇聯 　　二戰後，曾短暫成功的日本帝國泛亞主義破滅，被迫撤出了東亞。只有蘇聯才有辦法填補秩序的真空，希望以支持蔣介石在關內的統治換取自己對滿洲的統治。但大中華主義者蔣介石拒絕了對自己最有利的和平，史達林轉而支持毛澤東，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失敗，只能逃到台灣。 　　●中共充當韓戰的人肉盾牌 　　1949-1950年，蘇聯為了支援朝鮮戰爭，為北京和平壤建立了完整的計劃經濟體系。紅色中國根據自己在冷戰當中的位置，確立了建國初期的史達林體制。毛澤東作為中共內

部的梁山系，以馬基維利的手法和莫斯科支持的列寧黨苦苦周旋——中共建政後的一系列內部鬥爭都可以籍此解釋。 　　●毛投入西方陣營，中國假借美國秩序韜光養晦 　　毛澤東臨死之前，切斷了黨內的列寧主義者（周恩來、鄧小平）重新投靠蘇聯的管道。1972年尼克森訪華，1978年中美建交。華盛頓－北京的機會主義聯盟解除了蘇聯的外部威脅，北京投入西方陣營，搭上自由主義秩序主導下的全球化快車，從而保持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增長。也導致莫斯科兩線作戰，加速了蘇聯的崩潰和冷戰的結束。 　　●臺灣轉型為民主國家 　　台灣在美國的保護下，社會重建漸次展開，在冷戰結束時，已經具備了恢復正常國家地位的條件，也同樣在自由主義秩

序的保護下轉型為民主國家。沒有美國的自由主義秩序主導，以大中華秩序運作的台灣，絕對沒有民主化的可能。台灣屬於美國秩序的一部分，美國不允許大陸上的強權改變均勢，是它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臺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臺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 　　●中國企圖改變既定秩序，最大可能是自身崩潰 　　21世紀，對接英美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秩序而「崛起」的中國，力圖推行自己的政治秩序（中國夢、一帶一路、新型大國關係、南海、兩岸）。這是中共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然而中國的認知圖景和路徑選擇，和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產生巨大衝突。如果這種

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它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 　　劉仲敬在本書中，嘗試重新建立我們對於近代東亞歷史的認知，打破神話，重新理順東亞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以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他以獨創的歷史模型和詮釋體系（秩序輸出論），分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現在，遠東秩序輸入和輸出的演化路徑，從而解構了「中國」的建國神話和黨國的歷史話語。 　　在他看來，秩序是不能容忍真空的。因為東亞世界並沒有內在生成強大秩序的能力，在歷史上，它一直被內亞輸出的秩序所主導；近代以來則是西方秩序。它排除一個秩序之後，到來的絕對不是理想王國或千

年盛世，一定會有另外一種秩序繼承原有秩序的地位。遠東的歷史就像這樣在各方秩序（殖民主義、共產國際、泛亞主義、中華民族主義）的輪替、衝突之間持續演進至今。 　　以如上視角看待今日的政治格局，就會發現：二〇一六年以後的東亞格局酷似一九七二年以後的世界，只是層次和數量級相應地降低了。北京接替了莫斯科的角色，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陷入日益狹窄的境地。它利用過去三十年贏得的紅利，試探國際社會，盡可能在亞太地區取代美國，至少爭取事實上的中美共治局面。這種策略如果成功，遠東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可能性就會消失。所有各方都會損失慘重，北京很可能是損失最大的一方。 　　然而作者認為，北京一直存在認知結構上的缺陷，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的決斷時刻。瓶塞一旦打開，一百多年積累的歷史運動將被壓縮，未來不得不從當初中斷的地方重新起步，而東亞的秩序真空可能引起新的入侵和潰敗。 　　然而開放的路徑本身就具備無窮的魅力，因為決斷時刻的毫釐之差都會留下長久和深刻的印記。  

雙重犯罪原則之理論與實務─以洗錢防制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及刑罰域外效力為中心

為了解決台灣屬於美國的問題，作者黃謀信 這樣論述：

本文共分為六章，除第一章「前言」及第六章「結論及建議」外，主要部分共4章。第二章先就「雙重犯罪原則之定性」定義「雙重犯罪原則」之意義及理論基礎，本文所指之「雙重犯罪原則」，除傳統之「雙重犯罪原則」概念，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方面之「雙重犯罪原則」外，另亦包括「刑罰域外效力」方面之「雙重犯罪原則」。從「雙重犯罪原則」在此兩方面之共同理論性基礎及在法律域外效力控制之差異性，探究為何「雙重犯罪原則」在諸多批評及利益衝突之國際趨勢下，迄今依舊存在，並不會完全消失之理由。第三章探討「雙重犯罪原則之適用趨勢與規範模式」，從相關之「40項建議」、國際公約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對於「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內容進行

比較分析，固然可確立該等國際規範對「雙重犯罪原則」係採取緩解或摒棄適用之國際趨勢。惟具體落實在各國之內國法時，各國基本上仍在「雙重犯罪原則」之前提下，僅進行緩解適用「雙重犯罪原則」。此種與國際趨勢歧異之基本立場，導致國際公約、條約、司法互助協定及各國內國法就「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模式極為分歧，而我國亦不例外，此章乃就相關之「雙重犯罪原則」所採取之具體規範模式及法規適用情形進行比較分析。第四章探討「洗錢防制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雙重犯罪原則」，論述與洗錢防制相關之刑事司法互助及「雙重犯罪原則」之法律規範體系及內容。其中我國新制定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及因應第三輪APG相互評鑑而大幅修正之洗錢防制法有關

「雙重犯罪原則」之規範內容，代表我國對「雙重犯罪原則」之基本立場，本章乃進而探討我國有關「雙重犯罪原則」所持之基本立場、法規範衝突及具體適用情形。第五章探究「洗錢罪關於域外效力之雙重犯罪原則」，隨著本國刑罰域外效力不斷擴張的結果，國際間及我國對於刑罰域外效力之「雙重犯罪原則」如何回應此種發展趨勢。關於洗錢罪之刑罰域外效力，國際間及我國對於洗錢罪及其前置犯罪之刑罰域外效力，是否均應該採取摒棄或緩解適用「雙重犯罪原則」之立場；我國該如何面對防制洗錢之強勢國際組織FATF及APG等組織，以及該等組織以強勢手段推行之統一標準「 40項建議」等規範及其評鑑結果；因應該等國際強勢組織與規範，探究我國未來有

關「雙重犯罪原則」之修法方向及「雙重犯罪原則」之存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