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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無條件解除權之研究

為了解決壽屋pvc評價的問題，作者蔡菁華 這樣論述：

消費者無條件解除權係源自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所規範之特殊交易型態包含有「郵購買賣」與「訪問買賣」，此兩種交易型態為新興且容易損及消費者意思自主之交易類型，因此有特別立法加以保障之必要。然是否賦予消費者無條件解除權，即可完整保障其權益，弭平新興之交易糾紛？似仍存有疑義。故本論文欲以無條件解除權為核心，並以「郵購買賣」與「訪問買賣」為對象，全面性探討相關爭議。首先，將從無條件解除權之「發生」開始，在主體之部分，關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認定，是否須不同於「商品責任」部分之認定？學説與實務之見解不一，本文則係採取區別認定之方式，試圖重新架構主體之概念界定。至於，在「郵購買賣

」與「訪問買賣」之定義部分，雖目前適用上看似並無太大爭議，然實際上在經過科技日新月異、交易方式迅速變遷之下，現有之規範實已不足以涵蓋，消費者仍舊暴露於交易安全之危險中，因此，本文重新解構兩種交易型態之定義，突破以往之認定，採取實質認定之方式，聚焦於兩種交易方式之特殊性，希冀能正確評價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利益衡量。其次，探討無條件解除權之「行使」，在猶豫期間之部分，本文著重於「起算點」之爭議，此議題係從實務發展而來，隨之而有學説見解之討論，同時合併外國法之規範比較，以重新詮釋「起算點」之規範，符合立法目的之要求。在「行使方式」之部分，本文以為無須再加重消費者之負擔，應寬認無條件解除權行使之方式

，以口頭為之，若消費者得以舉證證明，則亦得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實無須於條文適用上，將「書面通知」解釋為強制規定。整體而言，本論文係朝向擴大無條件解除權之適用方向前進，蓋現今交易型態之變革愈趨躍進，相關之保障與防範亦應跟上腳步，否則將容易使現行條文毫無用武之地。然而，若擔憂無條件解除權之擴大適用，將造成消費者濫行主張甚至惡意損害企業經營者之利益，現行條文包含民法第二六二條，以及誠信原則下「權利失效」制度之適用，實已足以防範消費者濫用之情形，達到衡平雙方權益之效果，不足為懼。

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壽屋pvc評價的問題，作者許志成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主要得力於民營製造業的高速成長。來台接收的官員陳儀，延續日治時期的專賣政策，將煙、酒、樟腦、度量衡與火柴繼續專賣。儘管在中國已廢除專賣制度，但在台灣仍舊繼續實行，限縮民營製造業發展的空間。　　1945年10月全台民營製造業家數有10,300家，至1946年底家數減少39.6％，台灣人歷經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換陳儀，至1947年底家數成長45.6％，是民營製造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大量日資企業被收編成官營事業，官股中的台股股權不是遭到漠視，不然就是遭到國家機構的侵權；台日合資企業則被清算標售，以排除台灣人在製造業的發展，陳儀當局則將標售日產美其名為扶植民

營企業的發展；新設立的大公企業則受到當局百般的刁難與阻撓，標售的日資企業相當有限，發展情況則因經營者而各有差異。　　日本人在台灣苦心殖民經營50年，其所創造的財富則難以算計，遣返時每人只換得若干小行李，身上只准攜帶1千元的現金歸向日本，其在台領取的退職慰勞金、臨時賞與金與解散津貼無法攜回日本，巨額的財富則轉移到台灣人手中，不然就是在台灣社會消費掉。陳儀當局下令回存千圓券禁止流通一年，實則凍結台灣人的流動資產。回存銀行變成抵押品，當局規定給付年息2％，借款則需支付年息2.5％，從中剝削台灣人的財富。解凍後因通貨膨脹價值已減少一半，勤樸的台灣人將此資金投資創業，表現成為1947年製造業家數的突然增

加。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當局逐漸改善對台灣的經濟政策，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不當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使民營製造業的經營環境遭致摧毀，工廠不是倒閉、半停工，不然就是易手。直到幣制改革，切斷台灣與中國的匯兌關係，中斷台灣的中國的貿易依賴關係，擴增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民營製造業才獲得重生的契機。官業則只願將經營不善的企業標售民營，民間申請經營的官業則因實施土地改革而被迫中止。官方依法不應該經營製糖的輕工業，但卻收編成官營事業；理應經營煉鐵的重工業，但反而要標售與出租給民間經營。台灣糖業公司的民股呈請撥一砂糖廠民營，財經官僚則以「不論可開工者，或不能開工者，一律不能出讓」，國民黨的官營政策是否

代表公共利益，則不禁令人感到懷疑！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民營製造業政策，幾乎都是在應付當時的問題，並沒有一套有計畫的經濟政策。當局實施的補助與貸款政策、收購工礦業產品與工業配合供應軍事需求的政策，都是些短期性與臨時性的政策，實際發揮的功效有限。相反的，美援對穩定台灣通貨膨脹貢獻良多，只是外來統治的政權並未善盡將資源做合理分配，限制使用本地花生、芝麻等植物性的榨油業設廠，嚴重扭曲榨油業的發展。美援軍事資源，亦因當局未能有效推行軍工政策，使建設廳推行的民營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毫無成效可言，徒使民營業者大失所望。　　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部份亦是四年經濟計畫的一部份。一般工業貸款又分中型民營工業貸款與小

型民營工業貸款。工業計畫貸款從1951年開始，小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54年開始，中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60年才開始。綜合民營工業計畫與小型民營工業貸款觀察，就貸款家數分析，平均每年受貸家數約76.9家，全國民營製造業只有將近1％左右的工廠得到美援的貸款。貸款以1955年的1億8千餘萬最多，1953年約1千萬最少。美援貸款除1952年由新竹玻璃一家大型企業獨佔該業全部及較多的貸款外，其餘各大小型製造業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得到部分貸款，獲貸企業並未呈現出「幾乎完全吸收該產業的美援貸款」的現象。1954年以前可說是由少數業別，尤其是紡織業與非金屬製造業獲得較多的貸款；1954年以後各業則是獲得多寡不

一的貸款，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並未集中於某一產業類別。　　當局因土地改革而開放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間公司民營。1953年經濟部重估四間公司的資產，將資本額提高7-10倍；股票若根據1952年的市價重估，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分別被高估4.32、3.33、3.7與3倍。而這被高估的佔數，也約略接近於1954年3月發行至當年6月，其盤價僅維持在面額的20％至30％之間。當局將四間公司股票做為補償地價，實際上並非有意要扶植民營企業的發展，故民營化後的產值並未增加。當局從中剝削小地主的利益，以做為補償統治機關財政赤字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