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高普特考講重點【中華民國憲法】三、四等

為了解決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問題，作者陳理 這樣論述：

　　本書完全依照考試大綱編撰，各章節之內文以憲法體系架構為主，輔以司法院解釋文及相關特別法內容，期能增強讀者學習成效，同時亦能減輕讀者學習負擔。本書以憲法條文及解釋文為經，以國家考試題目為緯，將二者結合並歸納重點整理，依照學習邏輯進行教材之編排，每一章節均蒐錄單元題庫供讀者適時演練，只要循序漸進的閱讀本書並勤加練習歷年考題，相信在國家考試中憲法成績應該會有最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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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運作之變革(1967-2009)

為了解決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問題，作者尤正才 這樣論述：

戰後臺灣的憲政制度並非全然由理論設計而開展，而是反映政治現實的演變，其中，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4項明訂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即為顯例，本篇論文探討的是1967∼2009年之間我國憲政發展過程中，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之運作及其演變的探討。事實上，每個國家的憲政運作皆有其獨特歷史背景，制度設計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外國憲政體例實在難以經由移植而成功運作，此乃憲政制度不具歷時性的侷限。因此，以理念類型作為我國憲政制度的研究方法可以說只是一種人言言殊的規範性論述，無法有效解釋戰後臺灣的憲政經驗，更難以詮釋憲政機關權力運作的真實面貌，因此，另覓途徑研究我國憲政制度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方向，更何況，以理念類型作為憲政制度的規範分析，亦非Max Weber的原意。因此，欲進行我國憲政制度的研究，勢必要回歸到民主憲政運作的重要基本原理—權力分立原則進行探討。本篇論文採用新制度論的歷史制度途徑。就重建歷史的角度而言，不僅對於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內涵加以分析，並且針對我國總統運用國家安全權限的環境因素加以論述，由於制度環境影響（限縮）制度選擇，行動者並非全然自主性或基於理性設計來進行憲政改革，因此僅依憲政制度靜態橫向描述恐無由一窺憲法權力的生成與發展，因此制度的歷史研究以及權力的運作方式，都是歷史制度途徑的核心，本論文針對我國總統國家安全權限在憲法變遷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制度變革與發展進

行歷史制度途徑的分析。研究發現，我國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運作之變革受到制度路徑影響，並且因總統決策理念而異，每任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之運作因人而異。再者，即便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受到歷史制度路徑影響初始制度，總統之理念卻仍是決定制度運作的關鍵因素，因此，即使面對相同文本（中華民國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嗣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以及國防法等均為總統行使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之依據），每位總統卻運作出截然不同的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策模式，蔣氏政權時期採取黨國體制決策模式，李登輝時期偏好菁英諮詢決策模式，陳水扁時期堪稱黨政層峰決策模式，而馬英九就任總統初期則是

遵憲循規決策模式，不同決策模式反映的是我國憲政機關—總統之國家安全權力運作之歷史制度路徑與領袖理念因素。憲法賦予總統維護國家安全，以保障國家生存與人民福祉的責任，總統得視需要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聽取各與會人員之意見，以作為決策之參考，就法定出席人員來看，總統是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行政院院長及各主要部會為國安會之出席法定成員，總統並得指定有關人員列席國家安全會議，總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實係我國行政權運作之核心，國安權是總統的專屬行政權力，之於行政權而言，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安全會議，將行政權定於一尊，或具有增進政府決策效能之作用，然而，我國憲法本文卻有修正式內閣制之精神，由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之關係，

因此產生權責不相當之問題，總統有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而無須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須向立法院負責，但無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之權，使得權責不符問題每增憲政爭端，我國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之設計及與立法權之關係，事實上不利於立法院之監督以及政府權力之節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故大法官Holmes嘗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察覺到的時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論以及公共政策的直覺，不論是言宣於外的抑或不自覺的，甚至法官與其同僚所共有的偏見，在決定人們應受那些法則規範時，遠較三段論證的邏輯形式重要得多。」大哉斯言，三段論證的邏輯形式（例如權力分立原則、中央政府體制類型等之邏輯論證）誠然重要，但是

憲法的生命卻是植基於我國憲政運作的實踐經驗，制度設計的根本價值在於，符合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並合乎國情的制度才是我國允宜考量的關鍵，唯有滋長於我國固有憲政環境中，才是合乎我國國情需要的制度。

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折衝：理論與實務

為了解決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問題，作者俞百羽 這樣論述：

　　「言論自由」這個詞彙，在台灣已被廣泛濫用！「言論自由」是憲法位階的權利，代表舉證責任的減輕，此乃為促進動態民主，不得不然的選擇，然非任何言論皆具憲法保障的價值。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間這條線，應要有清楚分際，此即本書論述主軸。 　　釋字第509號對言論自由之保障有其貢獻，然對言論自由及名譽權間之劃界卻有未盡其功之憾，本書嘗試對相關爭點進行釐清： 　　1.「真正惡意原則」與「合理查證原則」，何者於我國法制上始為正解？ 　　2. 民、刑事「實體法」與「訴訟法」之基本結構不同，在實務操作上如何能達到追求言論自由且兼顧名譽權保障之目的？ 　　3. 本書嘗試對言論自由及名譽權勾勒出

清楚之界線，並對相關案件擬定類型化之操作方式。

台灣總統直選與中央政府體制之關係

為了解決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問題，作者林祥杞 這樣論述：

我國根據公元1994年8月1日第3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1項之規定，分別在1996年及2000年，直接選出了第9任及第10任總統，選舉方式是採「相對多數決制」。在確立總統直選後，政治上已進入了民主化，大多數人民認為民選總統不應虛位。因此，人民直選已為總統擴權提供正當性的基礎。所以，在後來的修憲過程中，總統的職權與中央政府的體制也做了若干的調整。又我國在過去先後六次修憲，對考試院與監察院職權的削弱，及國民大會虛級化，再再顯示我國憲政體制已由「五權分立」之「雙首長制」架構漸漸朝向「三權分立」之「總統制」架構。 但由於行政指揮系統明顯割裂、總統選舉方式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及立法

委員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應等等，都破壞了我國的憲政運作，且對於臺灣政黨政治之發展也產生莫大之影響。 本論文首先根據「民主」、「民主化」理論及「權力分立」原理探討臺灣總統直選與中央政府體制之關係，並針對其間之問題提出探討，且對將來可能修憲方向，提供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