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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教訓：打撈中國歷代沉沒的改革

為了解決新疆東方快車的問題，作者李仕權 這樣論述：

　　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過很多的改革，除了耳熟能詳的改革外，還有一些改革沉默在歷史的深處，被人們忽視、遺忘。 　　本書梳理了鮮少人提起的幾個改革，周厲王改革、秦獻公改革、漢宣帝改革、王莽改革、漢明帝改革、隋煬帝改革、唐武宗改革、宋仁宗改革、明孝宗改革。 　　這些改革或因為污名化、或因為雪藏化、或因為邊際化、或因為失焦化、或因為陰影化、或因為符號化、或因為抹殺化、或因為忌諱化、或因為熨平化，而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這些沉默的改革雖已雨打風吹去，了無痕跡了，但其教訓卻在歷史上泛起漣漪。折戟沉沙鐵未銷，讓我們追隨漣漪的痕跡，一起去打撈那些“沉沒的改革”。   作者簡介 李仕權

　　武漢大學學士、碩士，中國社科院博士，現任《人民日報》頭版副主編。曾在2010年推動網絡熱詞“給力”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標題，成為當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自序／改革的教訓 導論／打撈沉沒的改革   第一章  周厲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國人暴動其實是貴族政變 周厲王真的不是「周扒皮」 西周財政懸崖愈演愈烈 殺父之仇居然也共戴天 越級愛國遭遇人人喊打 宣王中興是沾厲王的光 小結  歷史恥辱柱，放下周厲王   第二章  秦獻公改革：秦國超級逆襲真起點 秦獻公帶領秦國實現完美逆襲 廢人殉，補三百年人口欠賬 與墨家一拍即合，相見恨晚 設改革特區，搞「一國兩制」 戶籍

連坐，「發動群眾監督群眾」 萬般皆下品，唯有軍功高 商鞅變法是秦獻公改革的「升級版」 小結  秦國崛起了，墨家消失了   第三章  漢宣帝改革：正本清源成就最鼎盛 漢宣帝時更勝漢武帝時一籌 「暗戰」霍家，積累改革權威 正本清源從「打老虎」開始 正本清源在整頓吏治中深化 正本清源在經濟調整中升華 正本清源在經營西域中拓展 小結  漢武帝夢想，漢宣帝實現   第四章  王莽改革：在模仿中走進死胡同 「儒經鑽研透，當官如撿豆」 官僚世族漸成割據之勢 這個官二代不一樣 人氣王高票贏得皇帝選舉 學漢武帝利用匈奴轉移矛盾 改革是場「漢武帝模仿秀」 改革僅僅搭建了「紙牌屋」 小結  模仿漢武帝，卻成替罪羊

  第五章  漢明帝改革：官不聊生中讓民安生 光武帝時期「日子好混官好當」 根基不穩的東漢王朝 「小時了了，長大仍佳」的漢明帝 官不聊生之只給宗室「半碗飯」 官不聊生之「朝中有人也不靈」 官不聊生之「如履薄冰官難當」 讓民安生之「絕不折騰老百姓」 讓民安生之「借兵打仗安定邊疆」 小結  官不聊生時，百姓幸福日   第六章  隋煬帝改革：急於求成中功敗垂成 被關隴集團把持的隋朝朝政 削減貴族對農戶的「剪刀差」 營建東都，跳出關隴「包圍圈」 開運河，打通帝國「任督二脈」 改官制開科舉，打破門閥壟斷 隋朝並非是「被政績工程拖垮的王朝」 急功近利中功敗垂成 小結  罪或在當代，功澤被千秋   第七章

 唐武宗改革：撥亂反正贏中興局面 晚唐皇帝不如亡國之君 反宦官專權，匡正朝局 反歪風，糾正政風積弊 反腐敗，斧正官場沉疴 反仕途太濫，導正入仕門徑 反寺院經濟，釐正財稅來源 反藩鎮割據，扶正中央集權 唐宣宗「盡反會昌」，葬送改革 小結  一任一藍圖，規劃成鬼話   第八章  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慶曆新政 蕭邦也彈不出范仲淹的憂傷 被「朋黨」帽子壓垮的改革派 改革動了士大夫最大的「乳酪」 聽政的太后扳不倒地方的貪官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宋朝「三冗」 官商勾肩搭背致「政商旋轉門」洞開 內憂外患下「出籠」慶曆新政 耳根子軟的宋仁宗缺主心骨 慶曆新政是王安石變法的投石問路 小結  守成之賢主，改革之懦

夫   第九章  明孝宗改革：搶在革命之前搞改良 終止「只知有廠衞，不知有朝廷」 終結「紙糊閣老」和「泥塑尚書」 清理官場的綠色通道──「傳奉官」 藉兩京御史案過濾言路噪音 改革財稅，堵住損耗「無底洞」 打響明朝商人翻身解放第一槍 興修水利實現「大災無大難」 知恥而後勇，勤政現中興 明武宗好逸樂，改革灰飛煙滅 小結  搶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   結語／不做「裝醒」的人，叫醒「裝睡」的人 後記／替這個殘酷的世界給自己一記溫柔的棒喝 參考文獻 自序 改革的教訓 　　 　　道光皇帝批准《南京條約》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時，準會想起祖父乾隆皇帝帶他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那是1793年9月的一天下午，馬戛爾尼在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借向乾隆祝壽（八十大壽）之機遞交了國書，提出通商要求，但遭到了拒絕。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覆函中，乾隆說了這麼一句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究竟從什麼時候、是什麼原因使天朝上國一步步陷入被動捱打局面的？當道光皇帝思考這一問題時，他會無數次地想起那個遙遠的下午，但從來沒有從中發現任何蛛絲馬跡。彷彿批准《南京條約》和那個遙遠的下午就像「魚與飛鳥，一個在天，一個卻深潛海底」，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殊不知，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那個遙遠的下午已為《南京條約》埋下了伏筆。 　　 　　不會汲取經

驗和教訓的人，他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遙遠的。同理，不會汲取經驗和教訓的改革，通向成功的道路也是遙遠的。 　　 　　本書要說的，正與此相關。 　　 　　螃蟹永遠都無法蛙跳 　　 　　談到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第一個問題是：應該主要汲取中國歷史上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還是其他國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讓我們先看一個跟螃蟹有關的故事。 　　 　　螃蟹在樹林裏迷了路，遇到青蛙，問道：「青蛙你好，我要到河邊去，怎麼走？」青蛙指着前面說：「你一直往前走，一會兒就到達河邊了。」螃蟹走了老半天，可是連河的影子都沒見到。後來，螃蟹又遇見青蛙，就埋怨青蛙：「你害得我好苦，我走了老半天，連河的影子都沒看到。」青蛙搖頭笑

着說：「我沒有騙你，叫你一直往前走，你卻橫着爬，當然到不了河邊了。」 　　 　　這個故事也可以反過來講，變成青蛙向螃蟹問路，但核心卻沒變—要「走自己的路」。 　　 　　中國發展的道路，中國改革的道路，何嘗不是要「走自己的路」。故事正着講，如果西方發達國家是青蛙，那麼順着它指的道路，中國這隻螃蟹是到達不了代表成功的河岸的。故事反過來講也一樣，如果西方發達國家是螃蟹，那麼順着它指的道路，中國這隻青蛙也同樣抵達不了代表成功的河邊。必須明白，螃蟹永遠都無法擅長蛙跳，青蛙也永遠都無法習慣橫爬。 　　 　　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十幾億龐大的人口，中國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超大規模國家，

不可能亦步亦趨走別人的路，只有堅持走自己的路，用獨特的制度文明、獨有的價值追求、獨到的文化範式，才能給予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美好的未來。 　　 　　教訓往往比經驗更管用 　　 　　在此基礎上，第二個問題是：應該主要汲取中國歷史上改革的經驗還是教訓？恐怕是教訓，原因有三： 　　 　　其一，經驗總結得多，教訓汲取得少。 　　 　　當說起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時，往往說的都是那些成功的或者基本成功的改革，絕大多數寫中國歷代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側重的都是那些廣為人知的成功改革，且主要是談經驗。這就造成對中國歷代改革的經驗總結得多，教訓汲取得少。一隻木桶能盛多少水，並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

。「短板效應」警示我們，在汲取中國歷代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時，最應該做的功課，是補齊對教訓汲取不夠的「短板」。 　　 　　其二，經驗側重頂層設計，教訓關注具體落實。 　　 　　翻翻寫中國歷史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就會發現，對經驗的總結側重點在頂層設計，突出改革的整體性、關聯性、匹配性和銜接性，彰顯舉措的針對性、合理性、科學性和實用性，但對改革措施的細節和落實的重視不夠。可是千條萬條，不落實就是白條；千招百招，不落實就是虛招。對教訓的反思，恰恰較為重視改革舉措的貫徹落實。綜觀古今中外的改革，大多數的落實情況都很糟糕，以至於根本輪不到拚頂層設計。 　　 　　其三，經驗往往不管用，教訓卻常常很頂用。 　　 　

　經驗要怎樣才會起作用？要符合很多前提條件，如經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社會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等等，講究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世易時移，彼時得出的經驗，由於眾多條件發生了變化，此時不一定管用。但教訓就不一樣了，它沒有天時地利人和的講究，不需要各種條件的協調配合，只要有一點符合了，就有可能被觸發，「很頂用」地起作用，時刻準備着再次給你一個「下馬威」。 　　 　　也就是說，在同等的情況下，教訓往往比經驗更管用。正所謂：昨天的太陽，曬不乾今天的衣裳；但昨天的風雨，仍能泥濘今天的道路。 　　 　　本書要談的正是「改革的教訓」，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教訓。 　　 　　這些教訓只是冰山一角 　　 　　那麼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給了我們哪些教訓？ 　　 　　總結歸納難免掛一漏萬，特別是對歷史的概括。因為「歷史嘲笑一切試圖強迫將其納入理論範式和邏輯規範的舉動；歷史是對我們概括化的大反動，它打破了全部的規則；歷史是個怪胎」。儘管如此，仍值得一試。 　　 　　比如，有一個改革的教訓是：缺少群眾基礎，沒有人民支持，再好的改革也只是空中樓閣。 　　 　　古希臘的一個神話故事暗喻了這個道理。安泰俄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他是大地女神蓋亞的兒子，力大無窮，只要與大地保持接觸，就不可戰勝，因為他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大地女神那裏獲取力量。後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為了殺死安泰俄斯，便將他舉到空中，使其無法從大地

女神那裏獲取力量。其實，大地女神暗喻的就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一切改革的力量源泉。 　　 　　西周的周厲王改革就揭示了這個教訓。由於脫離了人民群眾，周厲王雖然身為高高在上的天子，推行改革卻十分無力，還被守舊的貴族發動政變趕下了台，流放至死。要進行改革的周厲王，就像一隻奢華卻不自主的風箏，其實就是東方的安泰俄斯，一不接人民群眾這個地氣，就脆弱得不堪一擊。 　　 　　再比如，有一個改革的教訓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 　　 　　當內憂還沒積重難返時，當外患還沒黑雲壓城時，當政治還算清明時，當經濟還在發展時，當社會還能穩定時，不抓住時機改革，等到國家元氣大傷，人民水深火熱，

起義暴動呈星火燎原之勢時，才想起改革來，還能補救什麼呢？ 　　 　　王莽改革就是如此。西漢末年，由於皇帝荒淫無道，錯失改革時機，整個社會淪為一個千瘡百孔、危機四伏、不可救治的爛攤子，沒有了迴旋餘地，無論是拿着「新船票」的王莽，還是拿着「舊船票」的劉姓皇族，都無法阻擋西漢這條破船要沉的命運。於是，王莽的改革就成為這樣一種「歷史的行為藝術」：王莽拿着一個叫改革的氣球，要穿過一個種滿仙人掌的花廊，結果其實早已注定，能夠撐多久，將看他的造化。 　　 　　還比如，有一個改革的教訓是：改革要做到「蹄疾而步穩」，不能壞了節奏、失了章法，亂成一鍋粥。 　　 　　改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推進改革的複雜程度、敏感

程度、艱巨程度都不可小覷，必須處理好全局和局部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做到「蹄疾而步穩」，否則就會步子不穩、後勁乏力，甚至葬送改革前途。 　　 　　隋煬帝改革就吃了這個虧。隋煬帝推行的改革，在當時可謂力度大、程度深、站位高、謀劃遠，但他對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關聯性、系統性認識不夠，沒統籌好主次順序壞了節奏，沒協調好輕重緩急失了章法，有的改革急於求成，有的改革倉促推進，沒能做到「蹄疾而步穩」，結果改革馬失前蹄──栽了！ 　　 　　還比如，有一個改革的教訓是：改革要見成效往往是「病去如抽絲」，但顛覆改革成果卻「病來如山倒」。 　　 　　改革是針對問題產生的，是

要解決問題的，而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改革不可能立竿見影，不可能藥到病除，只能在久久為功中一個一個克服困難、一個一個解決問題，正所謂「病去如抽絲」。但要顛覆改革成果卻容易得多，正所謂「病來如山倒」。 　　 　　唐武宗改革就遭遇了這個問題。唐武宗勵精圖治，對唐朝後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式的改革，創造了唐朝後期最為平穩安樂的一段時期，成為「灰暗晚唐」的一抹亮色。可唐宣宗繼位後，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數廢止，將改革大業葬送殆盡。於是唐武宗改革淪為這樣一個歷史情景：唐武宗像一個街頭的繪畫家，他把安史之亂後的歷史塗鴉，變成了凡．高筆下寧靜的絢爛星空。只可惜，他離開之後，不斷有人來塗鴉。 　　

　　…… 　　 　　這些教訓只不過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改革的教訓在時光深處等你，等你在後面的章節中自己發掘，它們將比我為你概括總結的精彩千百倍。　 導論 打撈沉沒的改革 　　 　　缺少改革的歷史是尷尬的 　　 　　站在耀眼的陽光面前，誰會知道自己背後拖的影子有多長？ 　　 　　處於盛世的光環之中，誰能看到華麗幕布下的蝨子有多少？ 　　 　　乾隆皇帝，以「十全老人」自居，應該是中國歷史上自我感覺最良好的皇帝。如果對歷史人物抱以「理解的同情」，乾隆皇帝完全有理由為自己自豪。 　　 　　經濟總量最大，國家財力最雄厚。據當代學者估算，乾隆時期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三分之一（遠遠比今天

美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要多），糧食產量最高達1044億公斤，財政收入最高達白銀8000萬兩，均創歷史最高水平。 　　 　　軍事實力強大，實際控制力最強。乾隆統一了新疆，改善了對西藏的統治，疆域達到1453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歷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第二大的疆域。和歷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樣，清朝對整個疆域的實際控制力是最強的。 　　 　　人口規模最大，繁衍增長最迅速。乾隆即位時，中國人口約1.4億；而到乾隆晚期，中國人口已接近3億，翻了一番。在古代，人口多寡是衡量統治成敗的最重要標準。乾隆時期養活了當時世界上30%的人口，非常了不起。 　　 　　……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

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也不為過。 　　 　　或許正因如此，當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帶着英王喬治三世的信函提出通商要求時，沉湎於天朝上國迷夢中不能自拔的乾隆皇帝斷然拒絕。 　　 　　殊不知，馬戛爾尼在短暫的逗留中，已然看穿了「乾隆盛世」的神話，直指所謂的盛世「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 　　 　　後來的事實證明，乾隆盛世貌似鼎盛繁華，實則風燭殘年、百孔千瘡，確實「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段歷史缺少了改革，在因循守舊中拒絕搭乘歐洲工業革命的快車，讓舊制度的中國從此步步墮入落後捱打的慘境

。 　　 　　一邊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一邊卻「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這樣的唏噓警示後人：缺少改革的歷史是多麼的尷尬和無地自容！ 　　 　　絕不再出品「雄偉的廢墟」 　　 　　時光流轉，到了距離乾隆盛世兩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正步入一個新的盛世。 　　 　　2014年底，一個報告觸動了全世界的神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的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IMF的數據是基於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計算得出的，根據這一演算法，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為16.5%，而美

國所佔的份額為16.3%。IMF還預計，到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 　　 　　喜大普奔？ 　　 　　先別着急。請再看另一組同樣是IMF的數據，如果按實際匯率計算，2014年，美國的GDP為17.4萬億美元，遠超中國的10.4萬億美元，人均GDP更是具有壓倒性優勢。即使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DP也不足美國的四分之一。 　　 　　人艱不拆？ 　　 　　大可不必。清醒是改革者的「通行證」。 　　 　　中國在連續30多年高速增長之後，進一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難度加大了。世界上許多經濟體的發展在連續高速增長後，往往出現拐點，由盛而衰。連續保持十年、二十年增長的國家有不少，但「三十

而立」者寥寥，「四十不惑」者當代幾乎沒有，不少發展中國家相繼墮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能否邁過這個「坎」？ 　　 　　在13億人口基數上進行排列組合的「發展起來後」的各種期盼，說眾口難調，絕不是矯情。有個形象概括：第一代農民工背的是「蛇皮袋」，要的只是「包吃包住，給足工錢」；新一代農民工拖的是拉桿箱，盼的是「體面就業，同城待遇」。在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拼圖中，期盼提高、夢想升級的何止是2.6億農民工？每個人都有很多願望：對藍天的渴望、對食品安全的期許、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中國能否交好這個「卷」？ 　　 　　一些地方，交通方便了，領導離群眾卻遠了；網速快了，辦理事情卻難了。有順口溜這樣說：五六十年代

同吃住，摸得到腳；七八十年代上廣播，聽得到聲；九十年代坐小車，看得到煙；現在只能在電視上瞧到影。種種不良風氣滋生了政治冷漠，蠶食了政府的公信力，流失了寶貴的執政資源，有不少官員的辦事效率低，以至被譏諷為「行走在信息公路上的石器時代人」……中國能否扳回這個「局」？ 　　 　　……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所以實行改革，不是執政者吃飽了撐的，也不是老百姓閒得慌，而是社會清醒地認識到問題所在，大勢要改，人心思改，不能不改，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逼着「殺出一條血路」。 　　 　　當前的中國，無論是執政者，還是普通民眾，抑或主流民意，都清醒地認識到問題所在，決心不再出品另一座「雄偉的廢墟」，並形成

了「最大公約數」共識──全面深化改革是解決各種問題的「總鑰匙」。 　　 　　當你談論改革時談些什麼 　　 　　關注當前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得不追問歷史的改革軌跡，追尋改革的歷史足跡，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 　　 　　當前的全面深化改革處在改革歷史的延長線上，以史為鑒，前提是知曉歷史上的改革，「知古才能鑒今」。 　　 　　那麼，當你談改革時你談些什麼？更具體一點，當論及汲取中國歷史上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時，都提哪些改革？通常，多數人談的是下面這些改革： 　　 　　春秋時期的管仲變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改革。出身商人的管仲，實行「四民分業、寓兵於農、相地而衰徵」的改革，奉行「以商富國、以商止

戰」的政策，提出「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讓齊國迅速富強起來了，齊國國君齊桓公因此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這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改革。商鞅推行的重農抑商、廣設郡縣、軍爵優先、戶籍制、連坐法等改革，使積貧積弱的秦國不僅富強起來，還成為當時唯一的超級強國，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西漢的漢武帝改革。漢武帝在政治上削藩打擊諸侯國，削弱相權加強皇權；經濟上實行鹽鐵專營，政府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文化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強思想控制；軍事上主動出擊匈奴、經營西域。這次改革集大一統制度之大成，締造了漢武盛世。 　　 　　東漢的光武帝改革。光武帝在政治上架空三公，集中

皇權；經濟上進行度田、檢查戶口，加強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以「柔道」治天下，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實現了「光武中興」。 　　 　　唐朝的唐太宗改革。唐太宗在政治上選賢任能，兼聽納諫，完善科舉，削弱豪強世族對朝政的干涉；經濟上以農為本，休養生息，實行均田制；文化上開明開放，文教復興，百花齊放；對外平定外患，尊重邊俗，穩固邊疆。這次改革，造就了「貞觀之治」。另外，唐玄宗開元年間也有類似的改革，從而締造了「開元盛世」。 　　 　　宋朝的王安石變法。這次改革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推行均輸法、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保甲法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

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 　　 　　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政治方面實行「考成法」，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落實朝廷政策的情況，裁減了十分之三的官員；經濟方面在勘核土地的基礎上，推行了一條鞭法，把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合併為一條，按畝折算繳納銀兩。這次改革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 　　 　　清朝的雍正改革。設軍機處，皇帝集權力於一身，整飭吏治，查處腐敗；攤丁入畝，把丁銀攤入田賦一併徵收，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徵收的標準，減輕了農民負擔；耗羨歸公，既增加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這次改革促成了歷史上最長的盛世—康乾盛世。 　　 　　另外，還有清末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民

國時期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等。這些都被普遍知曉。 　　 　　那麼，難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十幾次的改朝換代，大的改革中（也就是全面改革，不包括某一領域的或局部的改革）值得參考和借鑒的，能夠提供經驗和教訓的，只有上述區區幾個嗎？ 　　 　　多少改革沉沒在歷史長河 　　 　　其實，除了上面提及的改革外，還有不少大的改革，由於大多數人不太知道，沉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以史為鑒、知古鑒今。那些耳熟能詳的改革雖然值得借鑒，但那些「沉沒的改革」更值得去打撈。 　　 　　因為，阻礙我們前進的，往往不是眼睛看到的攔在面前的大石頭，而是沒有看到的進入鞋裏的小沙子。那些「沉沒的改革」就像「鞋裏的沙子」，

更值得關注和研究。 　　 　　那麼，有多少改革沉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筆者經過考察梳理認為，沉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大的改革有下面這些。 　　 　　周厲王改革。通常認為，管仲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改革，而實際上，比管仲早一百多年的周厲王，早就已經推行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改革。周厲王改革，在經濟上實行「專利」政策，重視農業，擴大中央收入；在政治上，打破周公、召公「世為卿士」的慣例而起用新臣，設立「牧」官，分解大諸侯國；在軍事上，嚴厲打擊尾大不掉的諸侯國；在政法方面，淡化禮制、強化法治，建立監察機構。這次改革，堪稱是四位一體的全面改革。（詳見本書第一章《周厲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 　　 　　秦獻公改革。通常認為，商鞅變法是秦國由弱轉強的起點，而實際上，在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之前，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就已經推行了系統改革。秦獻公廢除人殉制度，彌補三百年人口欠賬；重用墨家，加強軍事和城防；在河西地區設立改革特區，搞土地改革，推行「一國兩制」；建立戶籍制，創設連坐法，以防諜杜奸；推廣縣制，獎勵軍功，打破貴族的壟斷，培育中央集權。改革讓秦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強國，也就是說，秦國超級逆襲的起點應該是秦獻公改革。（詳見本書第二章《秦獻公改革：秦國超級逆襲真起點》） 　　 　　漢宣帝改革。通常認為，漢武帝的改革，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領域都建樹非凡，開創了西漢王朝最為鼎盛繁榮的

時期。而實際上，漢武帝早期到中期，確實步步走向鼎盛，但到了中晚期，形勢卻急轉直下，不斷走向衰敗。漢宣帝正本清源，大力改革，既學漢文帝休養生息，又學漢武帝霹靂手段，「以霸王道雜之」，兼具漢文帝和漢武帝兩帝之長，力避兩帝之短，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降服匈奴、統轄西域、安定西羌，文治武功，皆有大成，成就了西漢最鼎盛、最繁榮的時代。可謂「漢武帝夢想，漢宣帝實現」。（詳見本書第三章《漢宣帝改革：正本清源成就最鼎盛》） 　　 　　王莽改革。通常都認為，王莽要麼是「奸賊」、「佞臣」，要麼是空想「社會主義皇帝」。他的所作所為有違常理、荒誕不經、異想天開，導致民不聊生、社會動盪，人民群眾忍無可忍，於是揭

竿而起，推翻了他的統治。而實際上，王莽改制，既不是一場篡位的陰謀，也不是一場空想的試驗，而是一場全面的改革，並且是效仿漢武帝的改革。可悲的是，王莽面臨的嚴峻形勢是漢武帝時的「升級版」，而王莽本人卻只是漢武帝的「降級版」，這場「模仿秀」式的改革注定會走進死胡同，王莽只不過是西漢晚期腐朽政權和嚴重社會危機的「替罪羊」。（詳見本書第四章《王莽改革：在模仿中走進死胡同》） 　　 　　漢明帝改革。通常認為，東漢一朝僅有光武帝值得一提，後代皆為平庸之輩。而實際上，光武帝兒子漢明帝在位的18年，是東漢初期中興治世的核心時代。如果一定要找個類比的時期的話，就相當於康雍乾盛景中的雍正時期。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

漢明帝的大力改革，光武帝的開國奠基之業、休養生息之功，恐怕延續不了多久就灰飛煙滅了；如果沒有漢明帝的大力改革，留下比較堅實的底子，先天不足的東漢王朝，恐怕撐不了多久。漢明帝的改革有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在官不聊生中讓民安生」。（詳見本書第五章《漢明帝改革：官不聊生中讓民安生》） 　　 　　隋煬帝改革。通常認為，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荒淫無道，搞垮了繁榮昌盛的大隋王朝。而實際上，隋煬帝是中國古代建樹最多的皇帝之一，推行了諸多改革。那些湮滅在隋末戰爭的血與火之中的，不是破爛衰敗的爛攤子，而是歷史上最光彩的一頁。諷刺的是，秦始皇做過的事情，隋煬帝多半也做了，但沒有焚書坑儒；隋煬帝做過的

事情，絕大多數唐太宗也做了，除了開運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譽，隋煬帝卻落了個萬世唾駡的惡名。有學者追問：如果隋煬帝早死幾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幾年，歷史評價是否會掉一個個兒？（詳見本書第六章《隋煬帝改革：急於求成卻功敗垂成》） 　　 　　唐武宗改革。通常認為，唐朝除了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改革、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改革、唐代宗任用劉晏改革鹽法、唐德宗任用楊炎推行兩稅法外，唐朝再無可稱道的改革了。而實際上，會昌年間，唐武宗對唐朝後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式的改革，削弱了宦官勢力，打擊了歪風邪氣，實現了政令暢通，擴大了財稅來源，改善了民生福祉，緩和了社會矛盾，弱化了藩鎮割據，創造了唐

朝後期最為平穩安樂的一段時期，為「灰暗晚唐」抹上了一道亮色，呈現出中興氣象。以至於王夫之感歎：如果唐武宗不早逝，李德裕不被早貶，唐朝完全可以復興！（詳見本書第七章《唐武宗改革：撥亂反正贏中興局面》） 　　 　　宋仁宗改革。通常認為，有宋一朝，除了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再無其他值得一提的改革。而實際上，宋仁宗曾任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推進改革，實行慶曆新政：官僚機構開始精簡，財政開支明顯節約；恩蔭開始受到重重限制，打破了「龍生龍，鳳生鳳」的怪圈；政績考核和品德考評成為官員升遷的標準，往常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很難混下去了；科舉取士方面，突出實用文章，改文風成效明顯……沉悶僵

化積貧積弱的北宋，開始煥發生機和活力。只可惜，改革僅僅兩年多便半途夭折，但是起到了為王安石變法投石問路的效果。（詳見本書第八章《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慶曆新政》） 　　 　　明孝宗改革。通常認為，整個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開創基業頗有建樹和明神宗時的張居正改革外，再無其他有價值的改革。而實際上，明孝宗針對明朝中期的各種弊政進行了改良，包括終止「只知有廠衞，不知有朝廷」、終結「紙糊閣老」和「泥塑尚書」、清理官場綠色通道「傳奉官」、改革財稅堵住損耗「無底洞」等等，增加了政府收入，減輕了農民負擔，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穩定。明孝宗時期，是明朝天災最多的時期，卻也是流民相對較少、叛亂起義最少的時

期。毫不誇張地說，明孝宗搶在革命之前推行改良，避免了一場社會大動盪。（詳見本書第九章《明孝宗改革：搶在革命之前搞改良》） 　　 　　可能有人要問：這些改革，為何會沉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背後有什麼力量在操控嗎？ 　　 　　這個問題，我們先不着急回答，等我們完成對上述「沉沒的改革」的打撈後，再來挖掘。 　　 　　準備好了嗎？現在就讓我們出發，開始歷史時空之旅，一起去打撈「沉沒的改革」。 　　 　　

保羅.索魯「跨境巡禮」套書(老巴塔哥尼亞快車/赫丘力士之柱)

為了解決新疆東方快車的問題，作者PaulTheroux 這樣論述：

　　《老巴塔哥尼亞快車 》 　　「我生命中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住在不屬於我的地方， 　　我一直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鄉人。」   ─保羅‧索魯 　　「我感興趣的是在晨光清醒後的故事：從熟悉到有點陌生、到頗為新奇、到全然不識，最後到置身於奇鄉異地。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達；是旅行，而非降落……。我於是決定做個實驗，隻身隨著火車，從麻薩諸塞州的梅德福向南奔到不能再遠的地方……。」 　　單是為了一個再單純不過的「實驗」的念頭，作者保羅‧索魯不設定旅行目的，也不預期行旅的心情，只帶著一副沾沾自喜的如逃犯般落魄的模樣，展開一場從北美到南美別出心裁的漫長旅程。 　　在旅程的起點，保羅‧索魯選擇湖岸快車與他

一同登場。平穩前行的列車上，他讓別人的終點站成為自己的起始，晃晃盪盪地揭開與空間的對話之旅。整個旅程由二十二種火車接力式地串聯而成，且以不同風貌呈現奇麗多變的旅行情味。如橫跨美國六州的孤星號，像櫥窗般透視出墨西哥的衰頹與肉慾的阿茲提克之鷹，橫越重山駛往秘魯的山脈列車；還有穿行國界、路程長達一千哩以上的泛美特快車……最後，為旅程畫下句點的，則是有百年歷史、速度也如年邁老牛的老巴塔哥尼亞「特快」車。 　　一場孤獨的旅程，二十二種不同風情的火車，隨著悠長的汽笛鳴聲，讓一幕幕真實上演的旅遊過程，有情有味地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一書中重現。 　　《赫丘力士之柱 》 　　「我生命中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住

在不屬於我的地方， 　　我一直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鄉人。」 ─保羅‧索魯 　　詹宏志：保羅‧索魯是一位想像力最奇詭的旅行作家。 　　索魯的風格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如果你願意冒著自己的自尊也受一點點傷害的風險，讀到的確實是極其敏銳的觀察以及冷面笑匠式的幽默。 　　大部分時間都扮演著「異鄉人」角色的保羅‧索魯，雖然已遊歷無數國家，但總是因為太慎重其事而不曾到過地中海，這回，他終於決定要從直布羅陀展開他的環地中海旅程，由直布羅陀岩的「赫丘力士之柱」為起點，環遊整個地中海區，抵達僅有數哩之距的另一根「赫丘力士之柱」──摩洛哥的休達。 　　這段旅程行經17個國家。索魯不

搭乘飛機，只借助市井小民乘坐的火車、公車、渡輪，偶而也搭計程車或騎腳踏車。有時是特意、有時則臨時起意在一處逗留，參與當地活動，和他們一起看鬥牛、逛市集、參觀古村落及遺跡神廟。他眼中所見的地中海區是平民化的…… 　　書中索魯娓娓道來各色各樣的小故事，並且穿插引述曾經寫過的作家與作品，諸如海明威、勞倫斯‧杜雷爾、T.E.勞倫斯等人；旅途中，他特意前往開羅拜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富茲，當時他正因遇刺受傷在家休息，他同時拜訪已經八十多歲、旅居摩洛哥丹吉爾的美國知名作家保羅‧鮑爾斯。保羅‧索魯與這些老前輩的智慧對話，為這次的環地中海旅程劃下了完美句點。  

共軍劃設西部戰區之戰略考量與任務研究

為了解決新疆東方快車的問題，作者郭家豪 這樣論述：

摘要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因幅員廣大且與多國邊界接壤，使得邊界主權維護是中共必須重視問題之一，至今為止，中國大陸與少部分國家仍然存在著邊界爭議，其中最被關注的就是中印兩國的邊界問題。此外，近年來「三股勢力」影響層面廣泛，而中亞區域各國也因為民族的多樣性融合問題與大國勢力介入下，使得中國大陸在推展「一帶一路」戰略上有所影響，包含朝向西方國家的掌握與經貿發展、資源利益的安全等等。有鑑於中國大陸向外發展與對內主權維護的考量，在透過西部戰區劃設作為之轉變，結合中國大陸預想達成之戰略企圖提出假設，希冀藉由資料蒐整分析後驗證以下研究目的：一、西部戰區劃設對中印邊界衝突應對能力提升；二、了解西部戰區劃設對中亞情

勢掌握以及對「三股勢力」影響的維護策略；三、了解西部戰區對於中國大陸推動「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利益與安全考量。本研究係以中共西部地緣戰略角度切入，並且結合西部戰區兵力融合事實，驗證中共對境內、外戰略布局影響。而研究成果也顯示，中共融合兩大軍區後所劃設的西部戰區，確實強化中共朝向西方發展的戰略力量，以軍區融合為基礎，朝向多軍兵種聯合作戰的協調性發展，以此達到因應新時代戰爭型態，並跳脫時空限制因素，增強共軍在未來作戰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