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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行書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沈浩寫的 王羲之行書集字古文名篇 和本社編的 經典碑帖對臨叢書：集王羲之《聖教序》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摩石錄 - Google 圖書結果也說明：徐思忠*◎開元九年(七二一)刻〈興福寺半截碑〉,唐代僧大雅等集晉王羲之行書所成,立於長安。此碑又名〈興福寺殘碑〉、〈吳文碑〉,因碑僅存下半截,故又名〈興福寺半截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上海書畫出版社 和天津人民美術所出版 。
玄奘大學 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黃運喜所指導 林慧婷（釋智永）的 〈大唐三藏聖教序〉與〈述聖記〉之研究—兼論書法藝術與佛禪之關係 （2021），提出王羲之行書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聖教序、玄奘法師、唐太宗、書法藝術、大乘止觀。
而第二篇論文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郭晉銓所指導 李坤錫的 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 （2020），提出因為有 智永、佛學、書學、真草千字文、魏晉玄學、大乘佛教的重點而找出了 王羲之行書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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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行書集字古文名篇
為了解決王羲之行書 的問題，作者沈浩 這樣論述：
《歷代名碑名帖集字古文系列》是一套以歷代經典碑帖為基礎，通過集字完成的書法教育臨摹叢書。該系列以王羲之《蘭亭序》、陶淵明《桃花源記》、劉禹錫《陋室銘》、歐陽修《醉翁亭記》、周敦頤《愛蓮說》、曾鞏《墨池記》、張岱《湖心亭看雪》及《心經》為主題內容，以集字組合的形式向廣大書法愛好者展示了歷代名碑名帖在經典名篇的形象，為廣大書法、碑帖愛好者和專業書法家學習臨摹創作提供便利，對於書法學習創作鑒賞都有很好的學習參考價值。《王羲之行書集字古文名篇》是《歷代名碑名帖集字古文系列》的一本。
王羲之行書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大唐三藏聖教序〉與〈述聖記〉之研究—兼論書法藝術與佛禪之關係
為了解決王羲之行書 的問題，作者林慧婷（釋智永） 這樣論述：
大唐盛世，玄奘三藏法師為求佛法真諦西行取經，為東西文化交流做出深遠的貢獻；另一方面，有帝王及書家推動字體及書風的向前演進，使書法藝術達到巔峰鼎盛。 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出發點在感念玄奘法師聖哲偉業，效法先賢；探討玄奘法師一生行儀、功勳事蹟；帝王的喜愛書法，對王羲之書法流傳後代的影響；筆者以自身為例，以寫書法的歷程與在佛門踐履中，提出書法與佛教止觀雙運之關係，作為研究取向。最終目的，在會通書法的最高境界乃趣於佛道之妙用，最後導歸相似佛法止觀之修學為核心論點。資料來源含玄奘研究、佛教義理及書法藝術等三部份，採擷古文獻探討、近現代專書、學界論文研究成果、期刊、電子書等，以史學研究方法及參
考歷代前人論書之基礎，從資料蒐集、融會文獻資料與分析、考證、到資料彙整的整個過程，作為全面論述研究之重點，兼採質性研究中推理及歸納法互用方式，以證成研究結果。 本文從玄奘法師出家、西行求法、回國譯經傳法、對政教及後世之影響，與唐太宗、高宗的互動關係；唐代書家創新改革的背景、代表性書家書學特色與評價，並列舉與本文存藏碑帖銘刻有關之名勝及其特色、文獻、價值及文化背景做深入研究，領略佛教及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次探討唐太宗、高宗寫〈聖教序〉及〈述聖記〉之緣由及序記內容；後有書家褚遂良、王行滿及懷仁集王羲之書等名家書範之書跡，對後人學習書法有很大的影響，亦是書法與佛法結合的最佳例證。並探討二碑書法欣賞
、內容啟發及歷史意義。最後說明序記之書法風格、書法之形式表現，論書家書風表現形式；探討形式美之要件，回歸本心，是藝術最重要的表現方式，此中禪意是將佛法精神內化後自然呈顯的筆意發揮（直觀）；再往上，自書藝中超越為道的層次，領略法的本質，書道之理亦能契應止觀之修持。 歸納總結研究成果，發現東晉王羲之「書聖」之名，乃至唐太宗時應運而生，顛覆書聖為先朝所立之迷思。筆者又從禪法實修中體認禪學精神，用之於書法形式及內涵的表現，印證書道通於禪法。書寫時，運筆合乎法則就像持戒，全神貫注為定，靜定下能通盤思考結構章法布局等即是少分的慧，由落筆到收筆，形式不斷地變化與組合，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單一的、獨存的實體
，是緣起法，若能除却對藝術的執著，書契於無為，即是深得書道之三昧，與大乘佛法之修行無異也。
經典碑帖對臨叢書：集王羲之《聖教序》
為了解決王羲之行書 的問題，作者本社編 這樣論述：
《聖教序》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唐碑刻。唐太宗制此序，表彰唐僧玄奘至印度取經，回長安後翻譯佛教三藏要籍事，並以冠諸經之首。高宗為太子時，撰《述三藏聖教序記》。高宗朝，將序、記刻石立碑。 本冊選弘福寺僧懷仁集晉王羲之行書。序、記二文後，又刻玄奘所譯《心經》及潤色、鐫、勒諸人職官姓名。鹹亨三年（672）立。相傳王羲之的行書字跡，大都集摹於此碑。
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
為了解決王羲之行書 的問題，作者李坤錫 這樣論述：
本文以《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為題，旨在呈現智永書藝之中書學與佛學的內涵。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本文以〈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真、草書淵源與其它書體的關係〉、〈智永相關書學實踐之探討〉、〈智永相關佛學實踐之探討〉……共四章作為主要架構。第二章主要在論述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包括《真草千字文》版本的討論，是否智永寫《真草千字文》如同後來的禪宗在樹立傳承的「衣缽」？對佛教的抄經事業有何幫助？由於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是由二種書體：楷書（真書）與今草所組成，因此第三章介紹此二種書體的簡介、淵源，以與其他書體──特別是行書之間的關係。
在第四章，闡述智永身在老、莊、《易經》之三玄為主流的魏晉南北朝，其腦海中的書學有可能亦深受玄學所影響。然而有王氏子孫、書法家和佛教僧人……三重身份的他，可能在表現書法藝術之時帶有某些宗教哲思，尤其魏晉自兩漢以來不斷探討一些二元對立與融合之思想，引申至書學，例如：法與意、形與神之間的互動，是否在智永筆下也產生激盪？何況智永長期不被史料或學界所重視的僧人身份。在舶來品的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逐步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中，像是《般若經》傳達的「性空」與《法華經》傳達的「唯心」，包括「禪」與「退筆塚」的關係、大乘菩薩行與《維摩詰經》和「鐵門限」……等佛學之間的關連，皆在第五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