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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周婉窈所指導 周馥儀的 戒嚴時期黨國控制下台灣民營廣播之興衰(1952-1987) (2017),提出國際牌收音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黨國體制、台語、禁歌、廣播劇、媒體控制。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蘇碩斌所指導 熊信淵的 熱門、搖滾到民歌——臺灣青年的音樂世界(1950’s-1970’s) (2016),提出因為有 熱門音樂、搖滾、民歌運動、音樂史、美援的重點而找出了 國際牌收音機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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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國際牌收音機,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日本經營之神不是塑膠做的!松下幸之助のPanasonic物語

為了解決國際牌收音機的問題,作者李樂 這樣論述:

  「唯有懂得欣賞別人長處,才能領導更多的人。」   「非常時期就必須有非常的想法和行動,不要受外界價值觀干擾。」   「永不絕望的誠懇和毅力,會改變既定的事實,化解人的堅定意志。」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   誰說只有高學歷才能成就大事?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只有國小學歷   而他,人稱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連國小都沒有畢業!   由於父親生意失敗,哥哥、姐姐相繼染上流感去世   父母把希望寄託在身為老么的幸之助身上   剛過完四年快樂的小學生活   遠在大阪工作的父親忽然寄回一封家書   「幸之助啊!你已經不小啦!該考慮未來的事了。」   一封信,使得一個年僅

九歲的小男孩離鄉背井,到一間火盆店當學徒   白天,粗重的工作磨破了幸之助本應柔細稚嫩的雙手;   夜裡,思念母親的小幸之助總是躲在棉被裡暗自落淚……   幸之助曾想過半工半讀,未來在一間普通的小公司當一名普通職員,安安穩穩地度過一生   父親松下正楠卻打消了他這個念頭:   「你學歷不高又如何?只要事業有成,就能僱用那些有學問的人。」   「我要創業!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西元1918年,松下電器製作所成立了,這就是Panasonic株式會社的前身   如愛迪生一樣熱衷發明,幸之助經常一股腦兒地研究新產品,卻老是遭受旁人恥笑,甚至連累妻子梅乃當掉嫁妝來貼補家用……   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礙於政府政策,為保護松下電器,幸之助不得不協助政府製造軍需用品,卻在二戰結束後,被指責為助紂為虐的日本財閥而遭解僱危機……   歷經種種營運危機,走過兩次世界大戰,走過經濟大蕭條,松下幸之助如何締造企業奇蹟,使Panasonic成為日本電機界第一把交椅?  

戒嚴時期黨國控制下台灣民營廣播之興衰(1952-1987)

為了解決國際牌收音機的問題,作者周馥儀 這樣論述:

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限制媒體發展,卻有二十多家民營廣播,無法像黨軍公營電臺受到政府挹注資源扶植,須仰賴廣告收入,製播能吸引社會大眾的娛樂節目,使用臺語播音爭取人口多數的本省籍聽眾。在國民黨政府推動國語運動壓制台語的有限空間下,民營廣播是深入基層、傳播台灣語言文化的重要媒體。 本文從1952年至1987年臺灣民營廣播的興衰歷程,透過「黨國管制」、「娛樂傳播」、「黨外運動」三面向,探討不同時期民營廣播受到的黨國控制樣態,及民營廣播傳播台語藝文節目情形,呈現戒嚴時期民營廣播對台灣語言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依黨國管制政策與廣播事業主管機關更迭,民營廣播興衰可分為四階段:反共心戰宣傳下草創(1952年

-1960年)、黨國加強管制下發展(1961年-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衰退(1968年-1973年)、民主浪潮下緊縮與解禁(1974年-1987年)。1950年代民營廣播因國民黨政府「對中共心戰」而得以增設,成立者均有黨政軍特背景,草創階段面臨戰後經濟蕭條,1950年代末期隨著綜合節目明星制風行、唱片技術革新,民營廣播成為台語歌曲傳播重要管道。1960年代民營廣播一面受到警備總部種種加強管制,一面因工業化帶來的廣告需求大增而蓬勃發展,以臺語歌曲、廣播劇、廣播歌仔戲等台語節目風靡聽眾。這時期國民黨政府以行政命令與「事後審查」,無法全面管制查禁歌曲,許多遭查禁的台語歌仍有機會透過民營電台

傳播到社會上。1968年至1973年教育部文化局主管廣播事業期間,國民黨政府因應退出聯合國的外交困境、統治正當性危機,大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民營廣播從榮景轉而衰微的關鍵期,逐漸限縮為「以國語為主要播音語言」的黨國傳聲筒。1974-1987年新聞局以《廣播電視法》等事先審查,緊縮台語在民營廣播的生存空間,同時,黨外民主運動蓬勃發展,民營廣播受黨國控制成為助選傳聲筒,黨外人士將廣播受到黨國控制、台語受到壓制列為共同政見,解嚴後透過修法逐步解除黨國對民營廣播的控制。

熱門、搖滾到民歌——臺灣青年的音樂世界(1950’s-1970’s)

為了解決國際牌收音機的問題,作者熊信淵 這樣論述:

臺灣的音樂研究在文化現象方面已有豐富的著作,本文試圖連接現象間的斷裂,以熱門音樂出現到民歌運動走向尾聲的25年間為對象,將搖滾樂在台灣被接受與本土化的歷程做為軸線,觀察沉迷於搖滾樂的不同世代青年如何發展出新的音樂認同,透過不斷的鬥爭帶動表現風格的轉變。在寫作手法上,本文以音樂社群內重要人物的活動為主敘事線,逐漸帶出外圍的產業發展與政治變遷等背景。50年代中期,西洋流行歌在戒嚴的封閉氛圍中快速得到外省青年的擁護與權力集團的庇蔭,以熱門音樂的名稱快速發展起來。搖滾樂於此時加入後,在50到70年代間共經歷了三次轉換。以青年為主要支持者的熱門音樂始終無法真正走進音樂產業,在60年代中期投身於夜總會等

新興的娛樂場所,使得社會觀感急速惡化。70年代之初,知識青年開始使用搖滾樂一詞來稱呼自己喜愛的60年代美國民謠,抱著改革臺灣樂壇靡靡之風的理想的他們吸收搖滾樂的養分,帶動社會各領域在70年代中期一同展開以民歌為名的音樂運動,最終卻因官方對青年自主意識高漲的顧慮無法繼續擴張規模,政治力的審查、改作等粗暴行徑也讓青年的理想火焰逐漸熄滅,悄悄走向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