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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小說：二十世紀中期台灣聽覺文化與聲音敘事

為了解決張愛玲短文的問題，作者張毓如 這樣論述：

本研究關注文學與聲音的關係，旨在測繪一個由文學藝術和廣播聲音緊密交織出的特殊時代與文化，具體探勘的是台灣廣播全盛時期中極具代表性的敘事類型：廣播小說。首先，本文重探早期台灣廣播的發展歷史、發掘五、六〇年代台灣廣播小說的生產與實踐情形，藉此指出新興的「聽的文學」在改變廣播節目型態之際，也對文學本身產生大規模的影響和變革。另一方面，本文著眼「讀與寫」、「聽與說」兩組溝通關係，析論了引領文學小說和聲音廣播緊密結合的深層動力。其後，本文追索「有聲敘述者」如何逐漸演變成戰後台灣廣播裡的主流敘事方法之一，也指出「有聲敘述者」甚至是廣播小說這個次文類的核心部分，從而論證了廣播小說既不同於書面小說、也不同於

廣播劇，具有其獨立的類型地位。正文的後半部主要聚焦廣播小說的內涵，分別研討廣播小說的形式和內容兩大方面。在形式上，為了適應廣播的播出，廣播小說的情節結構出現了書面小說中所不曾具備的新韻律；另外，為了適應聽覺的欣賞，廣播小說傾向以連綴、重複、迴旋、遞進等技巧來謀篇佈局。在內容上，廣播小說的分集播出方式使得小說的情節性和其中的懸念設置成為格外重要的部分；再者，音效、音樂的設計也有助創造廣播小說獨有的聲本意義。總之，作為一份關於廣播小說的總體探索與解讀，本文引進聲音研究的理論思維，循此注意到廣播小說正位處文字和聲音兩種不同表述系統與符號邏輯之間的交匯地帶，從而在深究廣播小說的歷史發展、文類特質、美學

特徵之後，理解文學如何演變為現代媒介聲音敘事的新型產物，並省思廣播小說如何使我們重新審視戰後台灣的文學生產與文藝美學。

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

為了解決張愛玲短文的問題，作者張俐璇 這樣論述：

不同於「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史綱》與《台灣新文學史》書寫中猶如「典範」交替的褒貶流轉；也不同於過往提及「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在台灣文學史中總是指向1930年代或1970年代；本論文意圖說明的是：每個時代，都有「寫實主義」的倡議。分由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本文析論寫實主義在各個歷史階段，在小說形式上的不同「化身」。意即，因應不同的需求，所謂的「寫實」意識在台灣，擁有不同的想像、建構，以及展演、實踐的過程。植基於「問題化寫實主義」以及「歷史化小說生產」的立場，本文以「寫實主義」為詮釋框架，重新省視小說生產現象；同時處理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現代主

義以及現實主義的關係。首先，在日本殖民時代，出自中國五四、台灣鄉土以及結合蘇聯與日本文學觀念的「寫實」意識，分別有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以及日文的小說「混語」實踐；進入決戰時期，台灣小說之所以被冠以「糞現實主義」之名，則來自於無法被納入日本美好傳統，以及對應南進國策現實／現時的「差異」性，亦即，無法與日本「同一」化的「台灣性」。戰後台灣的主導文化，深受戰爭期中國文藝政策的影響，以「橋副刊論爭」來說，實則是「國統區」與「解放區」在現實主義理論體系上歧義的延續。1949年後，「寫實主義」的最大改變在於「左右換防」，在國府文藝政策下，大量具有「健康寫實」概念的長篇小說生產，包含第一人稱書寫的成長小說、

二元對立的戰爭小說，以及從「回中國」到「家台灣」不斷變換「寫實」方向的長篇小說書寫。1956年之後，作為國府協力角色的學院派自由主義者，在美援文藝體制下，扭轉官方的「寫實主義」內涵：從民族寫實導向心理寫實，也將小說書寫策略從「健康寫實」轉往「黑暗寫實」；此外也呼籲以「社會寫實」打造「民族文學」，資以參與世界的「比較文學」。而體現在「中美共構」下的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則以內向性寫實與吸收美文、講究字質的短篇小說為代表。本文最後析論具有左翼意識的「現實主義」所不滿的，以及不滿「現實主義」的諸種意識形態，如何相生相乘促發「鄉土小說」、「政治小說」、「都市小說」、「後現代小說」以及「新鄉土小說」等的生產

。論文指出，「寫／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絕非對立的存在，對立與角力的是其後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一如「反對現實主義」其實是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假命題，重點在於「新世代」意圖擺脫前行代影響的焦慮，換言之，後現代終究是「寫實」的，即便選擇逃避政治，亦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方式。而同屬「後學」的後現代與後殖民論爭，也是面對「現實」位置與想像的殊異分歧所致。也因此鄉土文學論戰後，「鄉土小說」看似消沈，實則以變形的姿態，持續存在；一直到新鄉土、新寫實，都是直面土地之歌。諸種「寫實主義」小說的展演，都是對這塊土地上「異質」的人事物的認識與理解，以及思索未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