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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批判

為了解決心經粵語歌的問題，作者姚朝文 這樣論述：

當前，國內外的文學研究都呈現出泛文化的趨勢，確而言之，它是指對文學的研究跨越出傳統文學的領域，采用傳統上看來屬于非文學的研究資源、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來研究文學現象的思想文化趨向。對這種發展趨向的研究所導致的各種現象，就是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這里首先需要明確區分文學泛化中的兩類情形︰一是文學制作的泛化，二是文學研究的泛化。文學制作的泛化產生了許多不同于傳統文學的新形態、新樣式，這些新型的“雜文學”樣式有電影文學、電視文學、網絡文學、廣告文學、流行歌曲、電視連續劇、手機短信文學，等等。但是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並非對這些新文學樣式的研究，它走得更其遙遠、闊大。一般而言，學界普遍認為，文學研究的泛文

化基本上是特指理論與批評領域的現象，除非特殊情況下的文學制作活動產生了理論界關注的問題或命題。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往往指大眾文化、文化身份、傳媒、文化機構、文化消費、權力話語、性別研究、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政治闡釋學、狂歡理論與廣場文化等理論言說。本課題將不討論文學制作的泛文化現象，我們將論題限定在“文學研究中的泛文化現象”上來。我們把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放置在它與它的外圍之間的“邊緣地帶”的研究，統稱之為“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與當前國內外盛行的“文化批評”意義大體相近，而與“文化研究”的概念所指大不相同。“文化批評”的範圍比傳統的文學批評更廣闊，研

究重心依然在文學上，而批評的目的卻超越于文學的審美性或文學性，成為一種文本政治學。但在“文化研究”的實踐中，它卻常常越出了我國現代文學觀念所確立的“純文學”、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泛文學（或稱“雜文學”，比如電影、電視劇、流行歌曲、網絡文學、手機短信文學等）領地，而去研究廣義的文學之外的東西了——比如，研究麥當勞文化、波鞋（粵語，即普通話的“運動鞋”）、汽車時尚等。由于“文化研究”涉及面太廣，本課題無法對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評判，我們將嚴格限定論題︰對那些逸出了傳統的文學研究領域而跨越到非文學領域里去做出“越界研究”的學者們所提出的一系列有關文學研究的思想觀念、研究視點、研究方法加以匯總、

梳理，對“他們”研究文學時導致的“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做出我們力求準確而詳實的分析、梳理、評判與建議。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對象需要特別加以強調——是對“文學研究泛文化的研究”之“研究”，是一種後設研究，而不想、不願、更無必要在當前“眾語喧嘩”的學術界里，再去匆忙加入一種未必屬于深思熟慮的姿態或“言說”，那種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而去強為之說的“言說”未必具有多少能夠經受得起學理推敲的價值。 從本課題的研究角度來看，對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象之學術史的清理和學理性的批判，才是“把文學理解當成本體與目的”的研究。至于文化研究，卻是伸展到文學之外，目的在于討論文學之外的其他文化現象，文學不過是它的由

頭和軀殼，而且這軀殼也往往包裹不了文化的靈魂，文化常常“靈魂出殼”了。 我們需要先認真、準確、客觀地下一番文獻的、話語語境的考辨工夫，以陳寅恪先生所信守“同情的理解”之態度，弄清學界在有關問題上的爭論究竟是在什麼語境、什麼條件下，又是針對什麼問題、怎樣針對具體問題言說的。弄清楚了這些看似瑣碎又很容易似是而非的問題，才能夠明確什麼學人或學派在何種程度、何種意義上正確到什麼地步。然後，我們才可以明確自己的後續研究是“對著誰講”、“接著誰講”、“講到什麼程度”。這是必須要加以明確的，否則，我們的學術批判就可能蛻化成沒有多大學術價值的意見爭鳴。那樣的話，嚴謹的學術研究與個人化寫作中的那些隨筆

、雜感就沒有多大區別了。 陳寅恪的信條“要以同情的心態靠近真相”——即研究者先放棄自己的偏好，先去找研究對象自身的合理依據，完全理解了研究對象後，才以當代眼光重新做出合情合理的評斷。研究中需要竭力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只搜集、梳理並復述出準確的文獻材料，不能或不願加以深入分析思考；二是尚未佔有盡可能多的可靠材料，就匆忙依據自己的主觀理解、預設出先驗的“一得之見”。 本課題從“學術界對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界定”的角度切入論題，梳理了這一課題的開端、展開、國內外資源，然後從觀念的泛化、態度的遷移（比如，采用“抵抗投降”的方式來捍衛純文學的崇高地位和純潔性、以穿越文學壁壘的方式跳出去

研究文化、把學者的身份作為看待彼此是否夠格參與文學論爭的依據、認定思想與學術的分化等）、興起的國際資源等方面分析了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和背景，在此基礎上重點梳理了“文學性”位移與其邊界、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論爭、解構文化研究、藝術人類學、人文精神與新理性、重寫文學史、從文化詩學到經典文學理論，視圖敘事與消費文化理論、文藝生態與批評九類學術論爭，就中國大陸對文學進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學派學術思想的精華加以提要鉤玄，臚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個研究派別之間的學術主張與理路。隨後，展開了我們的五項學術批判——研究重心之爭與社會立場的分歧、能否回答新的文藝現象、視圖形式是否凌越了紙媒文學、文藝生態是否

可以提供人類中心與科技中心之外的第三種理論支撐、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否能成為當下中國有效的言說——以及建立在五項批判基礎上的特定反思（發展的初始階段，移植西方與本土適應的落差等）。由這些針對性非常具體而直截了當的反思，順理成章地推論出四項具有共識性和可公度的評判——擴大學科視野的姿態、消解傳統學科界域的努力、面臨的重大缺失、擁有克服缺失的前景。其中，克服上述缺失的出路至少有三條︰第一條是走豐富、補充和完善哈貝馬斯所倡導的溝通、對話、交往行動的道路。第二條則是堅持文學研究的多樣性，堅持文化批評的多樣性。第三條就是彌補彼此知識結構、才情結構的偏失，克服“眼高手低”、“說話不腰疼”的積習，倡導“學者作

家化，作家學者化”。以上述四大評斷為邏輯支撐，最後指出本課題研究者對文學研究新拓展的探索上兩種道路和三個重心轉向的設想。 就評判的可公度而言，哈貝馬斯所倡導的溝通、對話、交往行動理論提供給人類一種新思路，一種新嘗試的可能性。但在研究實踐中，大多數情況下很難做到天主教神學家潘尼卡所標舉的“雙方都沒有優越性、成見、隱藏的動機和信念”，“杜絕事先構想其目的和結果”。當社會群體分化到極端對立的地步，各方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各執己見、不肯相讓時，將會喪失彼此溝通的平台而無法達成“對話”。如果再次將文學的或藝術的理論推向體系化的道路，那麼如何避免以一種新的一元獨斷或二元對立取代舊的一元獨斷或二元

對立所留下的歷史性荒誕？或者依據同樣陳舊、封閉的思維方式變成另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思維循環怪圈”？ 我們可以采取如下的策略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的中間地帶形成一種擴展文學研究的新天地——對“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做出系統的研究和康德式的批判︰從中國本土發掘文學泛文化研究的案例，西方文化研究理論與中國語境相融合，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在當下中國的共時態層疊，創生出中國式的泛文化研究的範疇、術語去參與國際對話。由此培植人類經驗形態的新生，促進科際知識壁壘的破除，加強新的知識成果的整合，催動新文化形態的“鳳凰涅磐”。 我們時下里從文學研究的陣地“向外”突圍到文化研究領域的嘗

試，大多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常常是“非法逃票”地借用了另一學科的概念術語、方法視角來立竿見影、現炒現賣地充作“手術刀”，對文學中的一些現象生硬地強施解剖。這樣的跨學科不過是多增加了一些言說方式和話語空間，借別的學科也是為了在文學中多顯擺出一些“雜耍”。至于“所借用的學科知識是否被自己正確掌握”？這類問題卻並未得到嚴格意義上的省思。所借用學科里的那些“正統科班”們是否認可也無暇顧及。看來文化相對主義、絕對放任的自由主義和“愛怎樣都行”的虛無主義，都是破壞多于建設、解構甚于建構的。比較可行的辦法似乎是由研究課題所涉及的相關學科里各自經受過正規嚴格訓練而有一技之長的專家們集合為一個共同的攻關

小組。嚴格意義上的“跨學科”建設並不容易，但起碼要比那些文學出身的人從其他學科那里“借用”、“拿來”後很快就能“得心應手”地操手術刀的做法，其學科意義之規範性、嚴謹性要高出不少。單方面地快速突擊、“偷師學藝”而“拿來”的手術刀竟然可以十分自信地“宰割”那些原本有機天然或已經被扭曲閹割的文學，竟然不必為這種尚未取得“中西醫結合門診”執醫資格就去做“宏大敘事”的大手術擔心，竟然不必疑慮于可能舊傷未愈又添新恙。這種做法不僅有違“跨學科”的初衷，即便是對提升文學研究的水準、優化文學批評的生態環境和增強藝術心性修養的累進，都可能貽害頗大。 文學研究必須深入到它賴以存身並發展的語境中。為了使文藝

理論能夠真正有可能成為一門學科，就要穿透經典文學的語境，深入到具有現場性的、民間流動著的活態表演藝術中去，發掘孕育文學的生命之源。我們十分需要實現從傳統經典詩學理論到文藝民間現場活動的表演詩學的轉型，從當代民間依然活動著的藝術生命形態嫁接、生長出一種口傳、表演、活動的詩學。那種經典文藝理論——具有普世性的、以研究文人個體創作中的經典文本為依托，以一元傳統觀念和範疇為圭臬，排斥流行文化，視民間的文藝形式為不人流的經典文藝理論，將轉換為包涵有更多非經典文藝在內的總體性詩學——具有部分區域或被分層的欣賞主體所采納，以研究同類群體延續的口傳創作為依托，以交往對話理論為支撐，視民間現場活動為藝術浩瀚母床

的總體性詩學。烏托邦式的審美理想性、普適性的大一統文學觀支配下的文學研究，不僅與現代經典之間可能相沖突，而且與口頭文學之間也常常缺乏可公度性。 在做出細致、嚴謹的考辨、梳理之後，筆者以為，解決這些困境的路徑主要有兩種總的方向拓展和三個重大轉變。兩種總的方向拓展如下︰其一，是在傳統文學理論領域里發掘、突出一系列很有開掘價值而時下的學界較少去關注、較少沉潛下去深入探究的命題。比如，重復、差異、象征、通感、神韻、清空等範疇或術語的內涵，就非常需要深入細致地加以發掘、考辨、整理。傳統的經典文藝學範圍‘內依然有許多命題尚待開拓而非研究價值不再。其二，將嚴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書面文本，而且集中于

經典文本）的、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詩學轉向文本賴以存在的語境研究。這個語境有文本內的語境，也有文本外的語境。對文學文本的語境研究中，尤其需要加強的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了的口頭流傳的、現場表演的活文學，將我們的研究重心由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詩學轉向非經典詩學︰民間的、民俗的、口頭流傳的藝術理論。在上述兩種總的方向上做出拓展，將會實現觀念與道路三個重大轉變︰一、將意識形態的文學觀念轉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學理論；二、將宏大敘事的理論指向轉為非本質主義的主體問性藝術理論指向；三、與文人個體獨創書寫方式不同的民間群體“承傳一即興”兼有的集體創作道路。 實現了上述兩個方向拓展、三個重大轉變，將使文學研究的面

貌發生顯著而十分有意義的改觀。總括上述三個重大的轉向後，我們至少可以將經典化的文藝理論歸納出如下兩方面的特征︰1.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實體性、文本性。2.理論旨歸的普遍性、同質化（單一性）、一元性。與之相反，非經典的文藝理論的特征將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價值指向︰1.非經典文藝理論的研究對象的非客觀性、非實體性、文本間性。2.其理論旨歸的特殊性、異質化（非同質化）、多元開放性。3.以互動參與分享、交流播散交往為主要形式，避免意識形態文論以理論家自我價值尺度為（唯一）標準去評判事物。我們需要建立起一個彼此平等溝通的話語交往平台。非經典文藝理論的建構定位不是一心想推翻經典文藝理論並取而代之，它不是“非此

即彼”而主張“亦此亦彼”？是為文學藝術理論乃至文化理論形態的多樣性提供多種可能性。 采取“實”學+“詩學”+後設研究的建構策略，可以為文學理論研究揭櫫新的研究視角和領域，借助于對那些有中國民俗價值的文藝現象進行深入解剖，形成相似于巴赫金式文藝理論研究的中國特色文藝理論形態。 摘要 前言 第一章 學術界對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界定 第一節 文學泛文化研究的開端 第二節 文學泛文化研究的展開 第三節 文學泛文化研究的國內資源 第二章 發生文學研究泛文化化的原因和背景 第一節 文學和文學觀念的泛文化化 第二節 文學研究者意識與態度的遷移 第三節 泛文化研究的外

來理論資源 第三章 泛文化研究各學派的學理與論爭 第一節 “文學性”的位移與文學的邊界 第二節 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論爭 第三節 解構文化研究的學說 第四節 藝術人類學的學術思路 第五節 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 第六節 重寫文學史的學術思路 第七節 從文化詩學到經典文學理論 第八節 視圖敘事與消費文化理論 第九節 文藝生態與生態批評的倡導 第四章 批判與反思 第一節 對泛文化研究中各學派論爭的批判 一、“文學性”位移與文學的邊界問題、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 二、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重寫文學史與文化詩學論爭中顯示出的學術脈絡問題

三、視圖理論與文學問題 四、文學的生存環境與生態文藝問題 五、文學研究的後現代性、現代性問題 第二節 批判引發的反思 第五章 四項評判 第一節 擴大學科視野的姿態 第二節 消解傳統學科界域的努力 第三節 面臨的重大缺失 第四節 克服缺失的出路 第六章 拓展文學研究的路徑 第一節 命題:傳統文學理論亟待掘進 第二節 重心:經典詩學向非經典詩學的轉向 第三節 觀念與道路:三個重大轉變 一、意識形態的文學觀念轉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學理論 二、將宏大敘事的理論追求轉向非本質主義的主體間性藝術理論指向 三、與文人個體獨創書寫方式不同的民間群體“承傳-即興”兼有的集體創作

道路 參考文獻 附錄:中外有關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重要論文、著作索引 一、有關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中文論文（計330篇） 二、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西文參考書目（26種） 三、有關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中文著作（計139部） 四、有關文學研究泛文化現象的西方著作（69部） 五、作者已發表本論題相關成果一覽表（15篇/部） 後記

心經粵語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敦煌俗字與唐五代西北方音

為了解決心經粵語歌的問題，作者陳羲彤 這樣論述：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是漢語音韻學史上第一部構擬斷代古方言音韻系統的專著，開拓了古方音研究的視野。另一方面，現代西北方言在北方官話中佔有重要地位，隨著漢語方言層次分析研究興起，西北方言白讀層音韻面貌漸漸受到注意，不少音類分合面貌可上溯至唐宋。前輩學者一方面整理更多古西北地區的材料，一方面更深入地調查和描寫現代西北方言，積極勾勒西北方言從唐、宋到現代的發展軌迹。本文以敦煌俗文學的俗字（通假字、形聲俗字）為材料，初步構擬當時的聲、韻系統，梳理出古西北方言的基本面貌，包括通行範圍、共同特徵等。構擬古西北方言，處理材料的眼光、手法是重中之重，第一章「前言」即在確認材料的屬性、研究方法、討論議題

。　　第二章「敦煌俗字所反映的聲母關係」討論唐五代西北方音聲母系統的變化，集中討論知、章、莊組，和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見曉、精組的分合和音值，以及全濁聲母的清化模式。本文主張船（禪）、書、初、崇、生母存在層次異讀，它們或讀塞擦音，或讀擦音，未可一概而論。全濁聲母字的音韻行為與現代方言「平送仄不送」、「不分平仄都不送」、「不分平仄都送氣」三種主要類型都不同，甚至同一文獻、同一發音部位、同一聲調的全濁母字都可以有不同的行為，顯示全濁母字亦存在層次異讀，這是「不分平仄都不送氣」和「不分平仄都送氣」兩類疊置的結果。　　第三章「敦煌俗字所反映的陰聲韻部關係」討論陰聲韻部的發展，集中討論止（蟹）、遇攝交涉的

語音基礎，及收*-i、*-u尾韻類失落韻尾的變化。止開三*i、止合三*iui兩類分別都與魚、虞韻接觸，反映兩種不同的音變類型：魚虞*iu>y>i和止合三（蟹合三四）*iui>y，前者魚虞韻讀如止開三，後者止合三（蟹合三四）讀得跟魚虞一樣。其次，材料顯示這支方言還有蟹、流、效攝字丟失*-i、*-u尾，複元音韻單化的現象，具體表現為蟹攝一、二等字與四等俱全韻攝一、二等字接觸，流攝字與深、臻等攝舒聲字接觸，效攝字與山、深攝舒聲字交涉。　　第四章「敦煌俗字所反映的陽、入聲韻部關係」關注鼻音、塞音韻尾的消變及元音變化等問題。根據韻部間的交涉關係，我們認為鼻尾丟失以梗攝最為先進，通攝殿後，其餘各韻攝則表現

相類，顯示西北方言鼻尾的丟失在唐五代時已有一定程度發展。其次，本文根據梗、宕攝存在兩套接觸關係的客觀事實，主張這些音類存在層次異讀，梗攝有*-i和*-ieng、宕攝有*-o和*-ang兩種讀法。同時，陰、入聲字和陰、陽聲字兩兩頻繁交涉，陽、入聲字間的交涉則寥寥無幾，顯示入聲字仍帶喉塞尾，丟失韻尾的陽聲字大部分讀鼻化韻，兩者大概仍有所區別。最後，根據材料反映的音韻關係，指出這支方言是i、y、u、e、o、a的六元音系統。　　第五章「唐代秦晉、河西方言的關係」討論「西北方言」的地域範圍和異質內涵。通過比較唐代敦煌、關中地區的音韻現象，指出兩者同大於異，根據鼻音聲母去鼻化、鼻韻尾失落、止遇相混三種現象

可將它們統稱為「西北方言」。「西北方言」按全濁音聲母清化模式的不同可分河西（秦晉）和關中兩系，「河西方言」屬「不分平仄都不送氣型」，「關中方言」屬「不分平仄都送氣型」，第二章所論全濁聲母字不規則的音韻行為是河西方言受關中方言干擾的結果，平行於羅常培對《開蒙要訓》音注和漢藏對音材料濁音清化模式不同的觀察。宏觀而言，根據現代方言全濁音清化三種類型的分布和淵源，本文認為「不分平仄都不送氣型」唐以前轄地較廣，從秦晉地區漫延至今甘肅一帶；「不分平仄都送氣型」在唐代隨著長安強勢方言的發展，沿著絲綢之路深入河西走廊。　　通過以上四章的討論，本文認為唐五代敦煌方言在中古方音研究佔重要地位，豐富的材料及龐大的敦

煌學研究團隊，都讓它有繼續深入的可能。西北方言作為激起漢語方言層次分析法的重要一員，隨著目前相關成果日益增多，現代晉語和西北地區的中原官話與唐、宋西北地區材料間的關係，理應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釋。緣此，本文即從全濁聲母的變化方向切入，指出敦煌材料與晉語核心地區——并州片一帶的方言有一致的變化，顯示唐以前秦晉方言在中原西部地區的強勢地位，唐宋材料清化模式上的出入是關中地區長安方言興起後造成的結果。另外，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們以現代方言層次分析法的眼光觀察古方言，認為部分音類多向的對應關係與層次異讀有關。總而言之，「敦煌俗字與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之意義在於利用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方法、成果，考察出土文獻所

保存的古方音線索，初步探討古代西部方言的源流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