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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題型破解(2版)

為了解決憲法功能的問題，作者阿飛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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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亦可作為加分之用，提升上榜的機會。 　　5.雙目錄—按圖索驥雙管齊下 　　依題型與章節區分題目，讀者可從目錄一中，依不同題型分類磨練解題能力；目錄二則依不同主題章節彙整概念，雙管齊下。  

憲法功能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憲法功能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

公共衛生法：權力、責任、限制

為了解決憲法功能的問題，作者LawrenceO.Gostin,LindsayF.Wiley 這樣論述：

　　本書是特別為亞洲這個全球成長最快速、最有活力的地區而出版。雖然當前亞洲正面臨著多個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卻在公共衛生上投入太少的資源。一些亞洲國家政府每年花在每人身上的醫療照護費用僅僅不到10美元。但需要病人自行負擔的醫療照護費用，卻讓高達7,800萬的亞洲地區人民陷於貧窮之中。然而對於健康的投資，卻是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關鍵要素。良好的健康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工人的產值，以及人們的所得。健康同時也是一種人權。 　　本書對造成意外傷害、疾病、早逝的主要原因進行討論，每個議題中，法律在維護並促進人類健康上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中國大陸民法總則民事主體研究-以法人分類為中心

為了解決憲法功能的問題，作者劉彥君 這樣論述：

將法人分為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是中國大陸《民法總則》法人分類與其他域外法典比較最具中國特色之處。中國大陸《民法總則》2017年10月1日施行，而《民辦教育促進法》2016年修訂，就已率先明確以營利或非營利作為民辦教育機構分類，可見中國官方決心，就是在《民法總則》延續以「營利」和「非營利」作法人制度第一層分類，在民法上取得改革民事組織的法源依據。重點在改革要求社會上民事主體的身分角色定位明確，不允許某些組織既營利又不納稅，同時享受公共福利待遇。 總之，中國大陸社會組織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確立社會組織的三種基本形態：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和國家的公權力組織。可見，《民法總則》中的法人並非按照組織

形式、內部結構、財產結構劃分，而是依據其功能進行劃分，中國大陸立法者採用此種分類方法是為了與中國大陸社會組織改革目標、管理目標保持一致，是故，無論反對意見多強烈，都難以動搖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的分類方法。 《民法總則》雖然增加了一節「特別法人」，但並不影響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的基礎劃分。中國大陸立法上不欲承認私法人和公法人的劃分。理由在於，以事業單位為例，它屬於公法人抑或私法人？其成立的依據是公法抑或私法？毫無疑問，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作為法人並非依照民法的規定設立，而是依據特別法律設定，且需經政府相關部門批准，性質為國有，又有營利又有提供公共服務，或參與監管，性質五花八門，此為「中國特色

」。 中國大陸立法機關顯認脫離中國大陸社會現狀僅純理論照搬德、日立法並不可取，將無限墊高執法成本。因此，中國大陸《民法總則》第3章增加了第4節「特別法人」的規定，將機關法人納入其中，這已無疑是學理上公法人的概念。但民法典中的私法人合理分類只應植基對法人「事物本質」認識下，法人的「本質」應為貫徹私法而將自然人之人格概念轉用於社會組織體的結果，不只是政策或財政劃分工具，這非僅是決定著法人概念的形成，同樣也會決定法人基本分類模式。私法人分類基本標準應是作為私法主體在私法自治理念下團體自治或自由處分財產為基本原則，而現今法理上最符合這標準的分類即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也最能貫徹提取「公因式」之民

法典總則編要求。其他的分類標準也只能在這標準下以歸納性的分類方式，再建構若干次級類型，例如營利性法人與非營利性法人。 管見以為，選擇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這一立法分類模式，主要優點是可以對民法上組織立基在統一的法人的名義下進行分類，不僅可對民事組織體系的建立有利，而且還有利於創立開放的民事主體制度。在中國社會和經濟改革中，法人制度應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搖籃，而非規範的博物館。但既然立法上已選擇營利與非營利作法人作第一層分類，至少應參酌學者呼籲與施行後實踐中已發生之問題，在中國大陸2020年將《民法總則》轉變成民法典總則編時可作適度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