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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疏證

為了解決國語春秋的問題，作者徐仁甫 這樣論述：

徐仁甫先生是我國着名的語言學家和古典文獻專家。他撰寫《左傳疏證》歷時二十余年，在將《左傳》與有關古籍細加剖析之后，認為《左傳》並非成書於先秦的解經之作，而是西漢末年劉歆在長達十八年的時間里雜采《國語》、諸子、《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精心加工而成，因能集眾家之長，故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與文學價值。此觀點並非着者首創，但因《左傳疏證》論證全面細致，對前人異說均加以討論辯駁，故能自成一家之言。徐仁甫先生（1902—1988），名永孝，字仁甫，晚號乾惕翁，四川省大竹縣人。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和古典文獻學家。1929年成都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曾至北京、南京、上海等

地考察教育，先后任教於成都賓萌公學、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東方文教院等學校；解放后，任教於四川師范學院，並被聘為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四川省語言學會理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漢語大字典》編委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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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經筵講《詩》研究

為了解決國語春秋的問題，作者唐嘉蓮 這樣論述：

本文選擇以具有帝王教育性質的「經筵」作為觀察視角，探析以「與三代同風」為政治理想的經筵官，藉由記載宗周禮樂文明的《詩經》，要為帝王闡釋什麼樣的《詩》教義理？講筵內容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否關連？此論題牽涉到「經筵制度」與「講《詩》內容」等面向，分為六章展開論述：第一章為研究動機，釐清本論題之研究意義與目的；第二章為宋代經筵制度，分從宋代經筵制度產生的時代背景、宋代經筵講讀制度，以及宋代經筵講《詩》與《詩經》學發展之關聯來探討；第三章從《詩經》君位天命的觀點，探究經筵官對於帝位成之的想法，以及帝王在面對君位天命時，所應有之作為；第四章觀察經筵官透過《詩》教，對於帝王正心修身的要求，分別從心、性與情

論，修己的工夫，以及帝王所應具有的外在威儀來探究；第五章探析經筵官對於帝王達治天下的期許，從以道齊家、求賢任能、惠恤黎民、抗敵復國等層面，觀察經筵官認為帝王踐履外王之道的具體方式；第六章結論，歸納各章研究的結果，並提出本論文拘限之處，以及未來可再開展之課題。在經筵講《詩》篇目方面，以《國風》篇章最受經筵官重視；在講《詩》主旨上，不論南北宋時期，經筵官對於《詩》旨的掌握，都是從《詩序》切入，顯見《詩序》在宋代《詩經》學的多元發展下，仍有一定影響力；在講《詩》內容方面，仁宗慶曆時期，經筵官多強調「監戒治道」的《詩》教諷諫功能。理學興起後，經筵官將人與天命的對應關係，內修其德的心性修養，平治天下的願

景等內涵，融攝於講《詩》之中，其目的在於緝熙帝王修齊治平的施為舉措，努力將儒者的理想透過經學、政治付諸實踐。透過宋代經筵講《詩》可見，宋代儒者一方面在與君王共治天下，一方面也共同於推動學術發展的脈絡。

戰國竹書研究

為了解決國語春秋的問題，作者楊澤生 這樣論述：

中國號稱文明古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在種類繁多的出土文獻中，簡帛文獻最為大宗。已發現的簡帛，按照內容性質主要分書籍和文書兩大類，此外還有書札、歷譜、遣策和卜禱記錄等。由于內容性質不同，簡帛書籍和其他類別在研究的方法途徑上也有一些區別，所以有學者主張將它們分開來進行研究。簡帛書籍按其年代又可分為戰國、秦、西漢早期、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四組，其中戰國一組年代最早，學術價值非常高，其文字又多與其他三組有較大差異。而從書寫材料看，簡和帛根本不同，簡也有竹簡、木簡之別。鑒于戰國帛書只有子彈庫楚帛書，其發現時代早，數量也少，學者研究比較多；而現在“已發現的戰國簡均為竹簡”，換言之，已發現的戰

國簡帛書籍除了子彈庫楚帛書，就都是戰國竹書，因此，將戰國竹書獨立出來進行研究是完全可行和必要的。 楊澤生，1969年8月生，廣東省信宜市人。198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92年考取該專業古文字學方向研究生，師從李家浩先生。1995年畢業後在佛山大學中文系工作8年；其間在1999年考取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師從曾憲通先生，2002年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出土文獻與漢字的教學研究，發表《燕國文字中的“舞”字》、《長台關竹書的學派性質新探》、《甲骨文“妓”字考釋》、《筆順規則新探》等論文40來篇。 總序 零 引言 壹 緒論 一 中

國歷史上的竹書 （一）竹書的名稱、含義和形制 （二）竹書的起源與流傳 （三）竹書的歷史文化地位 二 古代出土發現的戰國竹書 （一）孔壁竹書 （二）汲冢竹書 （三）其他竹書 三 現代出土發現的戰國竹書 （一）長台關竹書 （二）九店竹書 （三）放馬灘竹書 （四）慈利竹書 （五）郭店竹書 （六）上博竹書 （七）其他竹書 四 研究戰國竹書的方法 貳 長台關竹書研究（四篇） 一 “民”字考釋 二 文字風格的橫向比較 三 38號和3號殘簡考釋 四 學派性質新探 參 郭店竹書研究（七篇） 一 《老子》考釋（六則） （一）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 （二）孰能阡以動者將徐生 （三）執之者遠之 （四）為而弗志 （五

）有狀成 （六）甲于累土 二 《太一生水》“成歲而”和楚帛書“以為歲” 三 《緇衣》中的“言不行”和“以行” 四 《唐虞之道》考釋（兩則） （一）身窮不（里勻），復而弗利 （二）二十而君 五 《忠信之道》考釋（兩則） （一）呱 （二）群物皆成而百善磨立 六 《成之聞之》考釋（兩則） （一）民可敬導也，而不可也；可舞也，而不可也 （二）智而比即 七 《語叢》考釋（七則） …… 肆 上博竹書研究（十篇） 伍 孔壁竹書研究（一篇） 結語 引用論著簡稱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本叢書所謂的“古文字”，主要是指通行于先秦時期的古漢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戰國文字，兼及秦至

漢初的小篆和保留篆書寫法的篆隸等；本叢書的“出土文獻”，則是特指以這些古文字為載體的地下文獻資料。在這個特定的範圍內，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專名。然而，從二者的含義有廣狹、出現的時間有先後來看，卻反映著這門學科的不斷發展和演進。 古文字之稱肇始于漢代，漢人用以指稱漢以前的先秦文字，故又稱為古文或古字。根據王國維先生的研究，漢代所謂的古文一般指漢時所存之先秦文字，大抵有四種含義︰一指彝器銘文，如《漢書‧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美陽得鼎，敞議日︰“臣愚不足以跡古文”，與《說文‧敘》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二指先秦寫本舊書，如《史記》所記秦柱下

和石室金匱之書，以及《五帝德》、《帝系姓》、《孔氏弟子籍》和《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等，都是先秦六國遺書。三指孔子壁中書，如《說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日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四指古文經學派，如《漢書‧地理志》凡地名下說解雲“古文以為某”者，此處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學派言之也。其中一、二項皆指先秦古文字，第三項指壁中書的書體，第四項則是由于研究壁中書的古文經而形成的古文經學派。可見古文字即古文之名，由原本指文字、書體之名，引申之而為學派之名。但綜觀有漢一代，彝器銘文僅美陽所出尸臣鼎等少數記載而已；許慎《說文‧敘》中雖提及“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許氏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

故《說文》全書並未曾征及銘文一字。及至東漢，古文一名遂由壁中書所專。其後魏正始刊立石經，中有古文。晉太康二年有汲冢竹書出土，其性質類于壁中書，亦屬古文一系。至北宋初年郭忠恕集古文七十一家成《汗簡》一書，隨後夏竦又增益之成《古文四聲韻》傳世。由此可見，自漢至宋古文字概稱為古文，乃指漢人所傳的先秦寫本及其輾轉傳抄的先秦文字，今人謂之傳抄古文，是為古文字含義的第一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界限並不十分清楚。所謂出土文獻，是指因種種原因埋藏起來而被重新發現的文獻資料，與前代末被埋沒相傳至後世的傳世文獻有所不同。漢初上離秦始皇焚書坑儒未遠，典籍異常匱缺。漢高祖戎馬一生，關心的是

打天下和坐天下的事。至惠帝始解除挾書之令，武帝更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到西漢末年，社會上收藏的古書便逐漸多了起來。主要來源有三︰一是發自中秘，如毛氏《詩》、費氏《易》、左氏《春秋傳》等；二是得自孔壁，如《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三是獻自民間，如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等。按照後人的觀點，發自中秘者應屬于傳世文獻，得自孔壁者應屬于出土文獻，獻自民間則二者兼而有之，它們都屬于漢人所見的古文經，而與當時流行的今文經有所區別。可是這些古文經的價值，只是到了劉向父子校理中秘書時才被發現的。自此形成了貫穿整個漢代學術史的古文經和今文經的學派之爭。對于古文經學派而言，傳世文獻

與出土文獻是沒有本質差別的；而對于今文經學派來說，更加不會去深究二者之間的異同。由此可見，早期的出土文獻指的是漢人所傳的古文經，它實際上涵蓋了傳世的先秦寫本和被發掘出來的先秦寫本在內，《說文》中的古文，當是來源于這些先秦寫本的文字，而魏三體石經的古文和郭忠恕、夏竦書中的古文，則是這些先秦寫本所用文字的變體。 第二個時期開始于宋代直至清末。這一時期，古文字之名基本上為“鐘鼎彝器款識”或“吉金文字”所代替，前者又稱為“鐘鼎文”，後者則簡稱為“金文”，並且沿用至今。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獻比較集中在青銅器的圖文方面，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摹錄青銅器的圖像和文字，如《宣和博古圖錄》和乾隆“四鑒”等

。二是專門集錄青銅器銘文，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嘯堂集古錄》、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擯古錄金文》、吳大徵《憊齋集古錄》和劉心源《奇觚室古金文述》等。三是僅有器名、釋文或跋語的，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鄭樵《通志‧金石略》，以及散見于宋人的筆記、小說等。但這種形式只見于早期，後來便十分罕見。北宋是我國金石學勃興的時期，由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和文化的繁榮，士大夫階層中收藏、鑒賞和研究古代器物的風氣便盛行起來。經過北宋慶歷之際理學思潮和經學流派的洗禮，古器物的研究由文字而及于禮制和史實。又經清初乾嘉樸學的影響和“小學”研究的推動，文

字由字形的辨識和字義的訓釋而及于銘文的通讀。至晚清同光時期，潘祖蔭、陳介祺鑒別精嚴，吳大激、劉心源精于字形辨析，方溶益、孫詒讓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且熟悉典籍，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相印證，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都為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個時期是自20世紀開始至今，以清末殷墟發現甲骨文為契機，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走上了全面成熟的發展道路，在縱深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飛躍進展。具體表現在“古文字”這一概念有了明確的對象和範圍，從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來看，已逐漸形成了殷商周初甲骨文、先秦青銅器銘文和戰國文字（含傳抄古文）三個分支，以及秦至漢初保留篆

隸寫法的簡帛文字。同前兩期比較，第三期的古文字和出土文獻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

唐詩美人意象研究

為了解決國語春秋的問題，作者龔又麗 這樣論述：

摘 要美人形象有其歷史變遷，每個朝代的社會文化有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不同的文化涵養，有特定的服飾、裝扮、社會應對的儀態和神情氣質，都是構成特定時代美人形象的重要因素，美人形象和社會政治變革也有相當密切關係，隨著帝王的喜好，美人甚至也需改變自我，配合當時形象的需求。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與範圍深入分析唐詩中「美人意象」之旨趣與文化內蘊，了解美人在賦中的諷諭意義與藝術表現手法，又詩中的美人意象呈現出國的文化意涵。第二章 美人與意象之探討透過借代筆法將美人轉化為一種意象，從而寄託了個人的理想，這種理想大多與政治目的相結合，或以美人喻君主，把臣子和君主的關係，比喻成自己對美人的追求與眷戀，

或以美人喻為賢人君子，或代指理想之追求，思想內涵十分豐富。第三章 唐代美人詩之意象探源「美人」是一個含蘊豐富的原型意象，由《詩經》開始，〈離騷〉繼之，作者以思維的意象並定型這些美人意象，使「美人」意象主題的運用，成為騷體文學的傳統系列之一。本章就《詩經》、《楚辭》、兩漢及魏晉詩賦中的美人描述作一意象之探源。第四章 唐代詩中美人之時世妝與形貌中國古代美女妝飾，由於受特定的社會制度、道德觀念、民族精神和風尚習俗的影響，以其獨特的風采展現出來，比男子妝飾更具特色，更能顯示時代脈搏的跳動，因此也更引人入勝。然特定時代有其不同之妝扮，唐詩中美人之妝扮由頭至足，美人之形貌、心境、姿態、動作、皆有詳細描

述。第五章 唐代美人詩之意象類型與文化內涵唐代美人詩之類型與意象，本章節之作品分為四期，「文人不遇」這個課題在任何時代都有所著墨，不遇及思君之悲是繼屈原開創香草美人之思以來，文人對自身政治遭遇陸沈下僚，甚至苦無晉身仕途的悲涼寄託。美人意象成為唐代詩人失志、失意、落魄、孤寂時所長歌不厭的題材，是唐代詩人重要寫作時依傍的情結。第六章 唐代美人詩之表現手法與藝術特色在詩歌創作中，人們總是力求透過現象捕捉它內在的精神，詩美的構成是多元的，美人詩自然也一樣，詩情，是個人的也是時代感情的精粹，在美人詩的美學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美人詩不僅拓展人們的視界，陶冶人的個性品質，也豐富和提升審美主體的美學情趣

，美人詩審美藝術的實現途徑和呈現模式無比精妙。第七章 結論唐代文人藉由詩作，各繫其志，正君定國，他們以「美人」為題材的美刺詩、豐富了整個唐代文學。綜觀唐代詩中所呈現之美人意象，說明其獨特之意涵與影響。